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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者
《华人街报》2012年9月刊 本报记者 鲁佳
每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那个名字写在上面。但有那样一批异乡客，名字被含糊其辞一笔带过，笼统地被称为“无证者”（Sans Papiers）。
第三团体 1996年8月23日，300多名无证者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宪兵的棍棒镇压下被迫从巴黎18区的圣柏纳教堂（église Saint-Bernard）撤退。这一事件成为此后三万人大游行的导火索，并最终促使当时属于社会党的若斯潘政府着手实施一连串的大赦行动，8万多名无证者在风波过后拿到合法居留。 十六年过去了。亲历圣柏纳教堂事件的陈国雄，回忆当年那场惨烈的大撤退，仿佛就在昨天。 那个时候，以无证者权益为中心的第一团体主要是非洲移民；第二团体的范围更广泛，但受益条件有限，或者要在法国生活10年以上，或者夫妻其中一方有居留，等等等等，而绝大多数亚裔无证者即使在无证者当中，也是一个边缘群体，求告无门。于是第三团体浮出水面，那是1996年。 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团体，也包括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及非洲等地30多个国家的无证人员。第三团体成立当天，申请居留被拒的无证者集合到19区警察局，要求与警方对话，要求警察局重新审理居留申请。但在无证者撤退后，警方仍是拒不肯对话。 几个月后，第三团体占领巴黎三区一所警察局再次要求对话。这一次，300多人被抓，其中80％是华人。当天晚些时候，警方释放了大多无证者，扣留了30多人，其中华人有7名。一个星期后，这30多人也被释放。 此后一年多，第三团体坚持游行和抗争，1997年戛纳电影节期间更特地赶赴戛纳召开记者会，希望引起广泛关注。 1997年6月，社会党的若斯潘成为法国总理。法国无证者权益团体三万余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诉求就是要政府拿出诚意和措施正视无证者的居留问题。那么多呼喊，那么多眼睛，那么多双手，那么多家庭，在那场浪潮席卷下，若斯潘政府为无证者打开一扇门。陈国雄回忆时特别强调，那次事件中，现在的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许建工参赞功不可没。当时，警察局要求申请居留的人在一定时间内拿出护照等材料，时任一等秘书的许建工组织领事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为大家办护照、出材料。后来，第三团体中有1000多户材料被送到警察局，其中95％都拿到了居留。 第三团体解散后，为了继续与政府对话，加强华人与法国政府的联系，1998年中法友谊互助会成立。该协会的老会长陈国雄、现任会长张常豹等，都出身于第三团体，都曾亲历那场波澜壮阔的圣伯纳教堂事件，都为无证者做过也正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因为曾经，他们也都是无证者。 还有爱丽沙白（Elisabeth ALLES）教授，这位法国巴黎高等社会学院的教授，从支持第三团体到为中法友谊互助会当顾问，一生为外国劳工的居留问题做了全部努力。今年1月，教授去世了，不少华人自发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有人说，病魔夺取的只是生命，其音容笑貌永远与大家同在。
一路风尘 华商黄学忠，十几岁来到法国，做过皮角子打过餐馆工，后来他的餐馆遍地开花，现在又转行做建筑，承建了法国政府的项目；他的弟弟黄学胜，所经营的欧华集团是第一家在欧交所上市的华人公司。黄学忠说，温州人来到巴黎，第一个十年见了面互相问拿到居留没有，十年后见面改问办了事业没有，之后见面是问在哪儿买了房。100个温州人，大抵有90个以上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居留，是异国生涯的第一个盼望。 1992年，18岁的任克龙从家乡瑞安来法国，仅在路上，就花了七个月。广州耽搁三个月，北京耽搁两个月，取道俄罗斯，转道匈牙利，经塞尔维亚去意大利，途中遭遇过南斯拉夫解体，也在军队边卡的枪口下走过，赶过茫茫夜路，也在车厢与储藏室夹缝里躲过。长途列车，长夜崎岖，就这么一路辗转一路风尘，穿过那段没有护照、没有居留、没有希望的日子。现在，任克龙办的网站已经成为法国华人门户网站，业务扩大到西班牙和意大利，但他极少接受采访，仍然只是默默做事：定期安排律师讲座，帮华人解答生活疑难，尤其是帮大家解决居留问题；定期开放办公室，帮大家填写各种表格。永远穿一件普通的运动衫，不是名牌，各种宴请也从来不去，骑自行车，打羽毛球，似乎他仍然是那个黯淡岁月里无援无助无纸张的男孩。 一个人少年的岁月，足以影响一生。许多人飞扬闪亮的青春，像尘土一样在异国这片土地上被踩低被忘记。这还不是最坏的，而且安全感完全缺失，打工担心被查，搭地铁担心被查，走在路上随时可能被查，每天过得都是这样惶恐。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时日渐久，生活里的痛苦和缺失成为常态，觉得竟也不是那么难捱。 2012年9月1日，适逢圣柏纳大撤退十六周年纪念，CGT工会、人权组织和移民阵线共同发起全国大游行，要求为做工的无证者发放居留，关闭拘留中心（Centre de Rétention Administrative），停止因肤色和面孔盘查证件和遣送，并在职场上平等对待外国人。当天，游行队伍从République广场出发，各种肤色、各种标语、各种语言，但诉求是一样的。只是，队伍里的无证华工寥寥可数。有人说游行也没用，有人说当天要打工。对于不少无证者而言，首先要面对的是琐碎的现实生活。
一纸居留 圣柏纳教堂事件之后，十六年过去了，法国移民权利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并没有可解决的迹象。2012年法国大选之前，居留政策被收紧到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不但无证者没有可能拿到合法居留，即使留学生，转换工作居留的可能也渺茫到几乎不可能。 奥朗德在竞选期间，对移民群体抛出橄榄枝，承诺将放宽居留限制。其后，旨在控制留学生居留的《盖昂通函》被取消，法国当局倾向于采取一种“选择性移民”政策。比如，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找到1.5倍最低工资的岗位，符合这种种限制条件，可以留在法国工作和生活。这与欧盟的蓝卡政策也是一致的。一言敝之：法国要留的是“精英”——也只是“精英”。 9月1日的无证者大游行中，华工队伍打出标语“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工作在这里，我们要留在这里”。但是不得不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对全世界敞开大门，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在这样的前提下，“选择性移民”成为各国居留政策的统一口径。 所以，无证者被挤压到劳动市场的边缘，持续地承受着剥削。记者在93省建筑工地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无证华工说，有居留的工人工作稳定，工资较高，也有福利，但没有纸张就什么都没有，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老板说雇黑工已经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令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脸上的表情，他甚至带着一个平淡的微笑。很多无证者就是这样，像大海一样吞下一切，连一声呜咽都没有。 事实上，谈福利已经太过“奢侈”，更多无证劳工盼望的只是一份工，只要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薪水低点也没关系。但这样缩小又缩小的愿望，有时也很难实现。从前有不少无证者打餐馆工，但现在越来越多被拒之门外。老板自有难处：雇黑工一旦被查，要面临巨额罚款和关门令，那么几乎全盘生意就毁了，风险太大，自身难保。 经济之外，居留也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避难所和博弈工具，似乎法国的失业问题、治安问题等各种问题无一不与外来务工者挂钩。2012年初，时任内政部长盖昂公布一组数据，称住在法国的外国人犯罪率比法国人高两至三倍，建议对犯下严重罪行的外国人直接剥夺居留权。 其实，与居留直接相关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婚姻。是不是法籍、有没有居留，往往是择偶的第一句话。一纸居留当前，很多人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或感情，这个，才是真正的社会问题。
后记
很多来到法国的人，心里都揣着一个“巴黎梦”，梦醒一朝身是客。塞纳河水流淌着时尚，荡漾着华丽，映照着一座最美的城。然而在这美丽花都生活的无证者，好像沉潜在河流底层的人。这里有他们建的房子，有他们缝的衣服，有他们提供的服务，却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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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10-22 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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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2 15:3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