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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赤色 于 2010-11-20 17:02 编辑
巴黎温州人的非法生存与合法发展----作者：王春光
获得合法身份显然对巴黎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照样要生存，而获得合法身份的人则有更多的发展计划和行动。这些内容正是他们融入法国的生动体现。巴黎温州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基本上经历这样的三步曲：打黑工、当雇工和雇雇工（即当老板）。
1、
族群聚居、家庭作坊与黑工
温州人偷渡到法国，没有合法身份，又不懂法语，但几乎都能呆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冒被抓的风险去打黑工。在法国，黑工就是指非法工作，根据法国劳工部的一位官员的介绍，它有这样三层涵义：一层是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打工赚钱。另一层是那些有合法身份和打工许可证的人打工不报工，不履行签工手续，他们赚钱不要缴税，同时又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三层涵义就是虽也报工，但是做了修改，将在公司做工报为干个体户，以获取个体户享受的优惠税收政策待遇。虽然这三层涵义的黑工在巴黎温州人当中都存在，但是大多数温州人做的黑工属于第一种情况，用他们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后两种情况属于“故意”为之。
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使温州人能够通过做黑工从而生存下来呢？可以用温州人聚集形成的族内社会网络与法国已经高度发达和定型了的市民社会来解释。
不同时期到巴黎的温州人所干的黑工也不一样，所面临的处境也有一定的差别。早期温州移民虽然没有合法的内群体网络可用来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却具有与现在不同的一些优势条件：他们人数少，不引起社会关注，缺乏公共的在场性；以散兵游勇的方式活动和赚钱，不易被警察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重建和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很多；另外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快与法国人结婚，获取合法居留权。
早期的这些温州移民为了后来的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编织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温州移民已经有自己的酒店、餐馆、制衣工场、皮包店和皮包工场，当时，虽然还是小规模的，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但是可以给其他温州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利用当时法国的劳工输入和家庭团聚政策，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温州人。
60和70年代进入巴黎的这批年轻人后来则成为巴黎温州人社区的支柱力量，他们不但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由他们带出的温州人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也比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这个时期到巴黎的ZCX先生一人将100多人带到法国，他的兄弟姐妹也带出了不少温州人，据他估计，与他父亲直接或间接有关而来法国的人数不下三、四百人。
1981年后，法国政府逐渐地推进合法化进程，加上放宽了当老板的资格限制（之前不是法籍的人不能当老板，后改为有10年期居留证的人可以当老板），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合法化，因而也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当上老板，从而为后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后来者当然成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巴黎温州人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一个供需相呼应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在Belleville（美丽城）的温州人杂货店门口，天天围着一群温州人，在挂满中文字条的墙壁上寻找打工信息和租房信息，只要不太挑剔，就可以在温州人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可做。当然，更多的无证者是通过熟悉的温州人介绍，找到一份工作，只有找到一个温州人，通过他的介绍，就能与很多温州人联系上来，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当然现在不只是有证的温州人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甚至连一些犹太人和土尔其人也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私活（或叫黑活）干，进一步延展了无证温州人的生存空间。
尽管法国警察和劳工部门官员不断地追查黑工，但是温州人做黑工的现象并没有减少。这与温州人的劳动方式和法国成熟并定型了的市民社会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温州人有个传统，那就是家庭作坊式的劳动，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法国巴黎，它之所以被温州人所采用和推广，是因为它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不需要现代化的规模管理手段、技术和组织化运行机制，适合简单的技术生产。当然在巴黎，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法做到前店后厂和楼下商店楼上工厂，但是他们或者买下或租下一间店面，开餐馆、皮包店和服装店，其中有的人把楼上的房子同时买或租下来，供自己一家人居住，或者买下或租下可供开工场和居住两用的房子（巴黎专门有这样的房子供租赁和销售），吃、住和工作都在一起。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利于黑工的存在，比如餐馆，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厨房，一般黑工不会在餐厅当服务员，而躲在厨房里干活，前面一旦发现有警察或劳工部门官员，黑工就会从厨房的另一扇门中溜走。甚至有的餐馆的厨房在地下室，更有利于黑工的隐藏。
相比较而言，制衣工场和皮包工场是雇佣黑工的最隐蔽场所，据法国劳工部的一位官员说，制衣行业是法国雇黑工最严重的，巴黎的温州人圈子里也是这样。一些温州人或者在市区租一个面积达100多平米的房子，当作工场用，门一关，不透明的窗帘一挂，有的人在门外安装一个摄象机，（用于观察门外陌生人的行动，特别是警察的行动），雇上另外一些无证的温州人，做工和吃睡都在里面；或者在郊区，租一个独家独院，院子里养着看门狗，门外安装摄象机，里面还设计一些暗室，雇许多黑工，没白天黑夜地在里面干活。
国家与市民社会空间相对稳定也为非法移民从事黑工，提供了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利用已有合法身份的亲戚朋友拥有的私人空间，进行黑工活动，而不易被管理部门发现。一些无证温州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开办黑工场，雇佣同样无证的温州人给他们打工；还有一些无证温州人就在自己的住处做黑活（也是一种自我雇佣的黑工），这样做比到工场做工，更赚钱，有的人因此一年就能赚几十万法郎。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借助于其他有证的朋友或亲戚帮助才行，因为租房子需要有合法的证件，一般来说，只有非常亲近的亲戚才肯以自己的名义租下房子，交给没有合法身份的亲戚用作黑工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少数温州人自己有合法身份，愿意帮无证的其他温州人代租房子，尽管后者与前者非亲非故，但后者需要给前者支付一定的酬金。当然主要还是亲戚关系在这里起作用。
法国警察和劳工官员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们抓黑工和查黑工场，事先需要进行详细的侦察和调查，不能随便抓人，一般都要2、3个月，所以他们的侦察和调查行动往往引起温州人的警觉，温州人也很快有应对措施——搬家。当然也有做黑工、干黑活的温州人被警察和劳工部门的官员查到、抓走。但是警察虽然以查黑工的名义抓人，但更偏重于无证问题的处理，而劳工部门才真正偏重于处理黑工问题，主要处罚雇黑工的老板，而不是黑工，因为在他们看来做黑工的工人也是受害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移民打黑工提供了生存缝隙：虽然警察抓非法移民，但很少把他们遣送回国，因为遣送成本太高，同时大多数被抓的非法温州人都有亲戚帮他们雇律师，将他们保释出来，尽管被告之在有限的时间内离镜，但是很少很少有温州人会主动离镜（其他非法移民也是这样的）。如果因做黑工被劳工部门被抓走，一旦被确证是工人而不是老板，就马上得到释放，而只有雇黑工的老板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老板也会借口他们与黑工是亲戚关系，只是上门做客时帮他们一下而已，也有可能会被减轻处罚。所以，做黑工与非法移民一样，屡抓不绝，成了温州人立足法国迈出的第一步。
2、
合法做工、购房、家庭团聚和永久居留
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做黑工是不得已之举，他们正像渴望获得身份合法化一样，渴望从黑工转为合法做工者。这与法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其他融入制度有密切关系。现行的法国移民政策规定了三种合法身份：1年期居留权；10年期居留权；法兰西国籍。只有连续3年以上享受1年期居留权，期间有合法工作，没有犯罪和犯法行为，之后才有资格申请具有永久居留法国资格的10年期居留权。第一代移民的大部分最终只能获得10年期居留权，只有少部分才能加入法籍，一般是10岁前到法国的移民、与法籍人结婚的移民、出生在法国的移民以及有突出成就的移民等，10岁前到法国的移民和出生在法国的移民到了18岁就自动转变为法籍公民。
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第一步是得到1年期居留权。对绝大部分温州人（单身者除外）来说，不是全家人都已偷渡到法国了，而是单个男人先来，孩子老婆还在中国国内，或者是夫妻俩偷渡到法国，孩子还在国内。他们都希望在获得合法化后通过合法渠道将家人申请移居法国。法国移民政策规定，获得1年期居留权后，必须要工作满12个月，并有符合最底居住要求的住房（不管是己有房子还是租赁房子），才可以为自己的老婆和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申请移居法国。所以，温州人一获得合法身份后，就忙着找合法工作、租房子或买房子。
对巴黎温州人来说，有了合法的工作，也是获取法国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基本前提，在法国，退休金数额是根据工作时间长短来核定的。大部分温州人都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在中国的身份是农民，在中国，他们不可能与城镇居民一同享受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到了法国，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与法国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这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病失业都有了经济保障，如FBZ失业后靠领失业金过日子，生活还挺侠意，前年他生病住院花了20万，不但都给免了，而且还享受到“五星级宾馆”的服务。为此，他反问我们：“你们说我在中国能享受到这样好的待遇吗？”仅仅为此，目前许多无证温州人也愿意等待有朝一日的合法化。
3、
当老板——温州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表征
绝大多数温州人与其他华人华侨一样，具有敬业、勤奋的精神，总想闯出一番事业来，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家业。这连一位对温州人有许多微词的法国学者也承认这一点：“温州人来法国前根本不了解法国社会和文化，来到法国，他们也只埋头苦干，赚钱赚钱再赚钱，不知道法国有个卢孚宫、蓬比杜中心和毕加索故居等代表法国文明的地方。不过，比起其他国家来的移民，他们确实很勤快。他们正在逐渐地向富裕方向发展。”连法国内政部的警察也承认，温州人大多还是以干活赚钱为主。在温州人看来，当老板是有财富或者说最能获得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是身份地位的表现，一辈子当不了老板的人，会被人看不起。
在法国，并不是所有有居留权的人都可以当老板，只有10年期居留权的人才有这样的资格，而那些只有1年期居留权的温州人想开店或办工场，一般请有老板资格的其他温州人或少数很要好的法国朋友出面当他们的老板，每月付给后者一定的报酬，但是，实际上这些店是他们投资和经营的，所有收益也由他们分配，大部分属于他们的。请人当老板，容易出现经济纠纷：有些人不讲信用，他们利用当老板的身份，将别人赚的钱拿去花了，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些钱应该属于他们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赚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在温州人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就别想呆下去了。因此这样做的人也只是少数。
除了资格条件外，当老板还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少则要投入十几万，一般都要上几十万，如仅买一间店面的经营权，至少需要四、五十万，一般的也要八、九十万。大多数温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上百万投资当老板，主要借助于“会”这样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
所谓“会”，就是指巴黎的温州人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但是它不是纯粹的友情互助形式，还兼有一些市场成分。朋友亲戚关系是前提，因为这种筹资形式是一种民间的非正式形式，没有现代法律制约，主要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在巴黎温州人中间，盛行了两种“会”，分别是“干会”和“活会”。‘干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就告诉朋友‘我要呈个会’，比较好的朋友都会参加，每个人一般拿出1万法郎入会，然后大家参加抓阄，确定归还顺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会，并抓了阄，三个月后开始每月偿清一位入会朋友的钱，第一个月还归抓到第1号的朋友，依此类推，直到还清所有入会朋友的钱。如果有30个朋友入会，你需要在33个月内还清他们的钱。‘活会’的其他情况与‘干会’是一样的，只是偿还方式上有所不同。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确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月的几号下午几点钟，入会的朋友集中到会主家里，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一般来说，最高标底是600月，如果你出标100元，恰巧这是最高的出标数，那么你就中标，其他会员当月都要再拿出500元，交给会主（或叫会首），会主把所有会员交来的钱（即每人500元）收拢来，再加上你入会的那份钱（即1万元），一起归还给你。而你从下个月开始，每月得拿出600元，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会主将你交纳的这笔钱交给下个月的中标者。在下个月的相同时间，会主又召集会员进行投标，但是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投标，仅由没有拿回钱的会员参加投标。如果下个月张三出80元的标数中了标，那么该月其他会员要拿出520月交给会主，但你却要交纳600元。会主会将你交的600元和其他会员交的520元，再加上1万元，一道交给张三。到最后一个月，会主分别从每个会员那里拿到600元，再加上1万元，交给一直没有中标过的最后一个没有拿回钱的会员。这样，这个会就宣告顺利结束。
一般来说，温州人倾向于采用“活会”这种形式，因为从经济上看对每个会员来说有一定的相当于利息那样的补偿，比较合理。对会主的经济帮助来说，“干会”和“活会”都是一样的，“活会”对会主来说仅仅多一层麻烦（即每月召集会员招标、收会费等等）。所以他们也乐于采用“活会”这一形式。虽然“干会”
没有经济利益的补偿，显得人情关系浓了些，但是却降低了朋友入会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干会”很少被采用。
但是，“活会”对会员来说，也不是很盈利、很合算的经济活动，这里也就有人情因素。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随便能入会的，这里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一是会主的呈会目的不是为了买住房、还债等非经营盈利活动，必须是为了投资经营。二是会主还应是个敬业、勤俭持家的人。三是会主还会善于经营，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亏本的话，想呈个会就相当困难，没人会对他还钱的能力有信心。所以，温州人对入会是相当谨慎的，非是朋友不行，甚至非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不行。但是，即使这样，也有倒会现象发生。所谓倒会，就是会主没有能力还钱。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会主为人不地道，不讲信用，卷款逃走，但大多数倒会的会主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造成的，他们根本还不起。对后一种情况，入会的朋友都会给予谅解和支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朋友情谊”。
这种“会”借用自温州的台会，但不同于后者。温州的台会是一种利用高利息手段的融资方式，参加者完全出于低投资高盈利的动机，存在着更多的风险，倒会的可能性更大，有许多会主以高利息作诱饵，把人家的钱收进来后，便逃之夭夭。巴黎温州人呈会，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由于在巴黎有相对多些的赚钱机会，同时又是在他乡异地，他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易受高额利息的引诱而冒被欺骗的危险。因此，巴黎温州人把呈会当作是朋友间相互帮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将其作为投机取巧甚至欺骗的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适当地考虑到对朋友的利益补偿。在巴黎，呈会大大地加快了将更多的温州人扶上老板宝座的步伐，显示出非正式关系帮助温州人进入市场经济的力量。
温州人在生产经营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充分地开发了其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首先，他们采取了低利润、低风险的补偿性行业定位战略。用温州人自己的话说，他们拿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包和皮衣服）和剪刀（干裁缝）。他们经营的这些行业一方面最适合温州人现有的条件——投资少、技术低以及适宜于家庭经营，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需求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非经营者太缺乏经营能力，否则的话，不会亏空多少钱，相反大多还能有稳定的收入。他们开办的是中餐馆，具有独特性，是法国人做不到的，而温州人经营的服装和皮包基本上属于低档商品，利润低，为许多法国商家所不愿经营的，原来犹太人主要控制了皮包和衣服的生产经营，后来温州人通过降低成本，挤进了皮包和服装行业，犹太人主动放弃低档的服装和皮包经营，专门经营高档的服装和皮包。
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上的一个重要取胜诀窍就是极大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是充分调动家庭成员参加生产经营，来降低成本。特别是充分发挥未成年孩子的作用（法国禁止雇佣未成年孩子这种法律在家庭内部是难以发挥效用的），在温州人那里孩子帮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是符合他们的伦理价值的，而孩子参加劳动，不需要签工，不需交纳雇佣劳工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这一费用在法国是相当高的，相当于工人工资的40%到50%）。同时，由于是家庭式的公司、企业，夫妻两人虽然都在自己的公司或企业里干活，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少报一个签工名额，或者少报他们的工资收入，因为老板要根据给工人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税费。另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和情感性，有利于对外保密，从而有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即通过隐瞒收入，避免多交税。
许多温州老板还充分利用非法移民的大量存在以及温州人社会关系圈子，降低劳动力成本：雇佣黑工；以不同方式支付工资，降低雇工税（支票支付工资，要交纳一定比例的雇工税，用现金支付，可以逃避这一部分所要交纳的雇工税）。
延长工作时间也是温州老板的赚钱手段。不论是老板还是工人，每周最多休息一天，有的只休息半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法国实行一周５天、每天８小时的工作制度）。当然不同行业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皮包销售店、首饰品商店和超市的工作时间短些，每天在9小时到10小时之间，而皮包和服装等行业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多达16小时。温州人当工人，所拿到的工资是接近法国的最低工资，但是他们工作时间长，他们的小时工资是相当低的，低于法国的最低工资要求。
总之，在巴黎，当老板是温州人的最大追求，但就他们的条件而言，当老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和社会资源——选择合适的行业，利用温州人内群体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家庭的传统优势，凭借内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习惯等——来实现老板梦。大部分温州人当了老板以后，在法国的生存处境确实有了质的改善。但是经济活动仅仅是他们融入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所以仅仅从身份的转变和经济活动过程两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温州人融入法国的总体情况，接受教育以及与接受国社会的交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说明外来移民融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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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0 1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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