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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gaston88,发表于译言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34160/327889）
Eric今年50岁，两年半前变成流浪汉。事业上的不如意，离婚带来的伤害，让这位前警局公务员“崩溃”了。他变得抑郁消沉，接着失去了工作。他的人生“陷入谷底”：巴黎的冬天，那些睡在停车场的夜晚，不停地拔打115－SAMU(巴黎无家可归者流动救助)的求助号码，有时候，可以在他们那找到一个床位熬过一晚。
6点59分，闹钟响起。Eric睁开双眼，在他旁边，放在床垫上的是他那从不离身的背包。他穿上西裤，从双层床上溜下来。在小间里，有两张床已经空了，一位室友正在收拾，还有四个人没睡醒。Eric从床垫下抽出前一晚接待处给他的浴巾，扯掉一次性的床单后出去了。通向各个隔间的走廊上开着荧光灯，地上堆满了前一晚用过的床单。Eric快速地用他的日常“清洁套装”洗了个澡，然后到行李寄存处找了件衬衫穿上。
Eric今年50岁，两年半前变成流浪汉。事业上的不如意，离婚带来的伤害，让这位前警局公务员“崩溃”了。他变得抑郁消沉，接着失去了工作。他的人生“陷入谷底”：巴黎的冬天，那些睡在停车场的夜晚，不停地拔打115－SAMU(巴黎无家可归者流动救助)的求助号码，有时候，可以在他们那找到一个床位熬过一晚。在2010年10月，他在“庇护站”－一个位于第13区、由“面包屑”协会管理的、拥有426张冬季床位（夏季200张）的紧急收容中心里－得到了一个位置。
在8点30分，食堂供应完早餐之后，庇护站就会关闭。数百个SDF（无家可归者）重新回到街头，被迫在广场和地铁车站游荡直到晚上再次开放。等待、漫长和寒冷的一天，开始了。我们和Eric一起渡过了这一天。
8点25分
“你好，Didier，你要去公园吗？” 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的是52岁的Didier，绰号“布列塔尼人”，是Eric的朋友：他们有时一起下棋。前警察与前咖啡店伙计在两年前结识于庇护站，当时他们都失去了一切。两人背着包一起回到Charles-Fourier街。第13区已经是他们的领地，他们对那儿的习俗和地标都熟知在心。
8点35分
在离庇护站几十米处的热气球广场，Eric每天都能找到他那些富有耐心的伙伴，他和他们一起喝着廉价啤酒打发时间。在这三张长椅上，一如既往，他们要待上整个上午，一个没有尽头的、荒诞的上午，有时会被一些事打断，象到CAF（住房补助机构）报道一下、几小时的“工作时间”（乞讨）或到超市补充一下营养。
时间慢慢溜走，几个“常客”占距了这三张长椅，每人都有一个绰号：Eric，绰号“比利时人”因为他的原生国，Didier是“布列塔尼人”，Nacer，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马赛人，绰号“西瓜”，向他的体形致敬，Jurgen，绰号“闪电战”，“战后唯一一个没有被解放的德国人”，Thierry，“留尼旺人”，Jean-Marc，绰号“Marc”，还有Jérôme，绰号“贝尔莫多”或“阿道尔船长”，他因为酗酒和神经方面的问题颤抖得象落叶。“顽童”和“小丑”则没能熬过这个夏天。
8点40分
Eric、 Didier 和 Jean-Marc 各自把电话贴紧耳朵，他们一言不发，在等待。他们在为Jean-Marc找一个床位，他的心脏不适治疗出院后，这几个星期一直在街头露宿。他们只有一个号码可以拔打：115 。而总是一个相同回答：“你好，接线员正忙，请稍后再拔”，还用几种语言重复，法语，英语，俄语或者阿拉伯语。
有时候，有人接听了电话，“他们让你等等，这可能持续10分钟到三刻钟，然后他们对你说19点再打来。当你再打去时，已经没有位置了”，Eric总结说。近年来对紧急收容的申请剧增：2011年1月到12月增加了17.5%。SAMU（无家可归流动救助）已经饱和。根据重返社会协会国家总会的数据，在9月份每四个曾经拔打115的人中有三个没能得收容推荐。
Jean-Marc运气不错，15分钟的音乐等候之后，他们为他找到一个床位渡过今晚，“但没有后续”。“这完全要看运气，有时候是一晚，有时候是三晚，通常是什么也没有。决定权在电话的另一头。”
9点07分
“你已经有了？是吗？庇护站的一个床位？该死的杂种！该死的115！” Nacer，又叫“西瓜”，并没有为Jean-Marc感到高兴。等待，乐透般难得的床位，又一个晚上要露宿街头的预景有时候会导致压力和嫉妒…… “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无所有。我对这些烦透了，受不了了。那个115，他们让我19点再打。他很生气地出示他的袋子，就是这个让我恼火。我睡在公交车候车亭、地铁、公园……我不能带着一个袋子去工作！我想要洗个澡，有件羽绒……”
9点46分
是时间喝第一轮啤酒了。Koenigsbeer是最便宜的，酒精浓度7度的在家乐福超市只卖54生丁。他们烟一支接一支，啤酒一罐接一罐，打发着时间。“当没事干时，白天变得漫长，特别地漫长”，Eric叹息道。
9点50分
Nacer出发去Charonne见一位社会福利员，理论上他应该能为寻找住处提供一些帮助。若有个住处存放他的袋子，他说能在BTP（房建和公共工程协会）找份“在一小时内”的工作。他对面试并没抱多大的希望。“我把袋子留在你这”，他对Eric说。
10点07分
Didier“烟蒂巡游”回来了。一般来说，他会把它们剥开以便做成卷烟。但那些剩下较多的香烟蒂就直接这样抽了。残留的烟蒂只剩下烟嘴了，他双腿交叉坐在长椅一端，剪了一张填字游戏的表格。“这些是从《巴黎人报》上剪下来的，它们够简单。”
在布列塔尼当了8年DJ，又在夜总会当过酒吧侍应，Didier在1997年来到巴黎，当了几年的咖啡店伙计。在2010年九月他失去了工作，而带给他致命一击的是：税收调整。“我赌了一把，输了，他承认。开始时，我欠了3 000欧元，但加上利息，欠款变成8 000欧元。然后某天走在路上，我意识到我是不可能还清这笔钱的。”
在行使法律权利之后，Didier不再有任何的收入。他向RSA（就业互助收入）提出的申请还在轮候中，他每周乞讨两到三天。这个下午，他将去Pasteur地铁站“干活”，他经常在那儿蹲点。
10点25分
在Eric的包里，有一张巴黎地图、一本关于Bourvil的书、《观点周刊》关于《丁丁历险记》人物的一份特别报导、一些数独游戏、剃须泡沫、剃须刀、短袜、一条三角裤、除臭剂、一部收音机、一些电池、一个开瓶器（“非常重要，人人都应该要有一个”），还有一些行政文件。他还带着两只乒乓球拍。“Didier，要玩吗？”
10点32分
三个小孩手上拿着球拍闯了进来，毫不掩饰地觊觎着球桌。这是广场整个上午的第一批访客，两个不怎么样的球手赶快让出球桌。“他们，打得比较好”，Didier笑着说。
10点46分
到了第一轮补充养份的时候了。在意大利第二商业中心前，Eric 和 Didier 与José擦身而过，“总是在相同的地方”，固定不动，一张被悲伤石化的面孔，就象在惊骇的一瞬间被火山熔岩突袭了。有点远，在波兰人的街区。
10点54分
在家乐福超市，目的地是啤酒柜台。手上抱着8罐50cl的Koenigsbeer，他们过了收银台。“他们为没钱的人提供这些，Eric说。互助，很重要。”
11点43分
Nacer面试回来了，一无所获，意料之中。他很烦燥，近乎攻击性的，被紧急收容体系中对“疯子”和“完全不会说法语”的外国人优先安置的做法所激怒。“我已经睡在路边三个星期了”，他愤怒地说。
11点45分
“闪电战”Jurgen擤着鼻涕。蓝色羊毛软帽紧紧地套在他满是皱纹的老脑袋上，他整个上午没出过声。他能这样保持安静一整天。
11点52分
从左到右：Jean-Marc, Eric 和 Thierry
Nacer拐弯抹角地讽刺他的儿子，他儿子住在马赛他父母的家里。而他的妻子过世了。Didier也是一位父亲：他有一个女儿，住在布列塔尼，和她奶奶住一起。她今年25岁，自1999年起他再没见过她，那年她13岁。“我们通过几次电话”。Eric，他有两个女儿，分别是21岁和“18岁半”。自2005年后就音信全无。
留尼旺人Thierry也曾经有家庭。出轨离婚后他流落街头。“是我的错，我曾经出轨过。” 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昨天的露宿让他精疲力尽。他已经42岁：“我有工作的能力，我只是想让自已摆脱这种困境。可是没有住所，不可能做到。” “应该要帮帮我们，他接着说。我不是种族主义，但我们是同一民族，应该让法国人优先。有些人就是唯利是图。”
12点01分
Eric拿出他的小收音机。Abba的《Dancing Queen》的头几个节拍伴随着收音机的噼啪声：“我们总是听怀旧歌。我们是老人了，爱回忆过去。”
12点30分
“瞧，那儿有小鸟，就是说现在是中午12点半了。” 一大群鸟儿涌进公园。热气球广场上的流浪汉有时会带面包来喂这些雀鸟。“不是鸽子，鸽子是祸害。我们不喜欢，它们栖息在树上，还在你头上拉屎”，Eric 解释说，往事可以作证：“顽童（今年过世了）有一天发现在他新买的麂皮背心有鸟粪，他一直没能抓住它。”
12点40分
Eric通常会跳过午餐，和他许多的伙伴一样。不过现在，手上还有一点钱，他决定去一趟在意大利大道上的Quick便利店。在一个巨形建筑前，他讲叙了他的一生。“我曾有过房子，两辆汽车，一份税后2 000欧元的月薪，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他列举了在比利时当警察时的生活片断。离婚，工作压力，抑郁：他抛开一切，在2005年搬到了曼恩－卢瓦尔省，在那他干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在2009年底他失去了那份工作，于是来到巴黎碰运气。
街头，115，困境……从去年开始，Eric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庇护站留宿的流浪汉有三分之一也在做。他为那些无法独自搭乘RATP(公交车)或SNCF（法国铁路）到他们目的地的人们带路。这是就业中心的合约工作，每周工作20小时，每个月他可以赚得650欧元。但他依然是SDF（无固定住所者）。“堕落比向上要容易都多”，他总结。
14点
如同往常，Eric要去一家位于第5区、由一个小协会管理的日间接待所－五之心转转。它运作得不错，环境很居家，人们可以为自己煮咖啡，还有桌上游戏。
14点22分
Didier 和 Eric 会合了。两个老伙计一起加入到拼字游戏中。在第二轮，Didier在他的拼字架上拼出五个字母的单词：“Loyer”（房租）。可是字迷格上位置不够：他要填“Rayé”（条纹的）。
在他们桌上，Brahim没有心情玩。“这是个灾难”，这位51岁的脆弱先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不知疲倦地重复说。Brahim是摩洛哥人，在意大利住了12年，在那里他一直有工作，先是做厨师助理，后来在菲亚特一家加工企业的工厂里工作。他的孩子还在摩洛哥。“我待在这里是为了他们。” 在2008年，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倒闭了。他流落街头，人生的“第一次”。对露宿和到处寻找住宿地的厌倦，促使他在七个月前来到巴黎碰运气。“许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作移民者在此时来到法国，因为在那边，什么也没有了”，他解释说。然而危机并没有被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阻挡住。Brahim已经露宿七个月了，每个白天都在拔打115，希望能找到一个床位。他已经精疲力竭。“这是一场灾难，我从没想过我会这么活着。”
15点40分
Eric 和 Didier搭乘地铁，目的地是Pasteur，是Didier“工作”的地方。Eric，他不乞讨，这不是他的专长。“我做不到”，他悄悄地说。而且他也不需要，他有一份工作。而Didier，什么都没有，即便是RSA（就业互助收入）。
前咖啡店伙计拿出他新的“工作工具”，一个麦当劳的50cl大口杯，他写了两张一样的纸板，一张放前面，一张放后面：“接受所有工作”。Didier放了三个硬币在杯底，他的“商业基金”，然后在地铁出口处的人行道上坐下来，因为地铁里面是“被禁止”的。当他收到12个硬币时，他从杯子里取走它，以防被偷。“有些小规矩还是要遵守的，这是份职业。”
日历和地铁对他们同样重要。“我总是去相同的地点，因为通常会给钱的都是同一些人，而且他们认得我。我首选周二和周四：周一，人们重投工作，心情不好，而周五，好一点，马上就到周末了。天气也很重要：当天气冷时，人们更大方。但当下雨时，什么也没有：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拿着手机，完蛋了。”
19点
Eric重新加入到庇护站的等候队伍中，等待一份晚餐和有张床能睡一晚。 在经过12小时的游荡和小小的常规节目后，Eric 离开在地铁站的Didier，又重新回到Charle-Fourier街，回到等待用晚餐和睡觉的“欢迎”队伍中。其中一个伙伴跟他打招呼：“你可以准备羽绒服了：他们说周六早上是零下1度。” Eric取回一条毛巾、一条一次性床单、他的沐浴套装，爬上去铺床。然后爬下来去食堂吃饭，在出去到对面的人行道那儿、离杂货店不远处喝一杯前，他可能会和同伴会合，又或者自己待着。“有时，我想要安静的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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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08: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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