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为什么在法国成绩斐然 ？一（转）

塞纳双鱼

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s/s09_shx/jpdd/wangchunguang2.htm

王春光：

温州人为什么在法国成绩斐然 ？一

我们在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了初步调查和研究之后，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些理论问题：一个流动、开放的现代社会（包括大社会和小社会）究竟如何适应人口流动和迁移？北京的“浙江村”的生成和发展及其面临的融入困境在其他现代社会是否有着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能否顺着温州人群体在其他国家的移民和融入行为，来寻思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与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建构问题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对海外温州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计划，并从去年9月开始付诸实施。我们首先调查和研究的是在巴黎的温州人，历时4个月。本文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法国移民背景、法国的华人和温州人：移民历史和传统

　当今世界的人口分布，不是有史以来就这样的，从15世纪新大陆发现以来，“世界人口在国际间的迁移流动，经历了五个大的阶段和三次大的浪潮”。[3]这三次大的移民浪潮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是越靠近当代，人口迁移和流动越频繁，其中有两次移民大浪潮分别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期。其次，本世纪以来，国际人口迁移和流动从以前从宗主国向殖民地迁移的流动方向开始逆转，变成了从旧殖民地国、附属国向宗主国的迁移；从原先从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流动改变为从后者向前者的流动；欧洲从原先的净迁出地区变成了净迁入地区，而拉美则从净迁入地区变成了净迁出地区。再次，国际移民和流动方式从被迫转（如因贩奴、政治和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向主动。本世纪成了国际移民“奔向西方”的时代，由此而生的移民问题长时间地困扰着西方各国政府和政界。法国也不例外，它在西方国家当中是仅次于美国的一个移民大国，在本世纪30年代，法国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曾经高于美国。当今的法国有1400万的人口或是移民（大约是400万），或是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占法国5700多万人口的四分之一。[4]

1968年前，法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周边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波兰等。他们中既有为了谋个更好的职业，又有为了躲避战争和政治迫害。他们在法国从事采煤、炼钢、纺织、农业生产和矿业采掘活动。与此同时有一些移民来自法国的非周边欧洲国家：如20年代一些亚美尼亚人为躲避土尔其煽动的种族杀戮战争而逃到法国，与此同时，10万俄罗斯人因敌视苏联的布维什维克革命而流入法国，再加上４万多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逃避沙皇帝国的统治而离开俄罗斯，定居法国；30年代大约有10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统治，从东欧和德国流浪到法国。从4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法国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非洲西部的一些国家等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从1946年开始，在法国，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逐渐减少，从89%下降到1990年的39%，而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则从1946年的２％增加到1982年的39%，[5]目前他们成了法国最大的移民人群。法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中国等国家。7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国家的动荡使10多万东南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华人）逃难到法国，成为有史以来亚洲人移居法国人数最多的一次。从8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特别是华人移入法国。目前，在法国的华人华侨多达30多万，虽然在法国庞大的移民人口中，仅仅是一个小数目，但是黄皮肤黑头发这种明显与众不同的形体特征以及近年来华人华侨的显著增加（以及法国集中了欧洲100多万华人华侨的近三分之一），却颇引人瞩目，尤以来自温州的华人华侨增加之速，居法国华人华侨中人数之首（据估计有13万之多），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更引起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从中国大陆移居法国的大多数华人华侨有着这样一些特点：他们既不是作为战争或政治难民进入法国，又不是凭着与法国有着殖民宗主国的关系和地域相近性的条件来到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在法国获得合法化的难度，因此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方面远不如其他移民，更多的是在经济领域反而比同期进法国并同法国有着亲近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的其他许多移民有更好的表现。而在华人华侨中温州人又具有一些明显的独特性。

    1702年，福建莆田人黄加略移居法国，成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法国华人。[6]从他之后，一直到上世纪末，移居法国的中国人相当少见。本世纪开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大批中国人来到法国，从他们的身份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赴法求学者，他们主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定居在法国。另一类是战争劳工，属于在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政府为弥补战争失利造成的兵源和劳工短缺而同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劳工协议，由此从中国招募来的14万华工，战争争结束后，有3千多人留下来，定居法国。再一类是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涌向法国淘金的中国人，他们纯属经济移民，人数并不少。二战期间以及到 60年代初之前，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很少。到目前，就法国华人华侨的流入身份来看，主要也有三类，分别是以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身份移民法国、以探亲的身份移民法国和偷渡移民法国。

　　法国华人中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移民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他们中几乎没人是通过勤工俭学来到法国的，绝大多数或是作为14万劳工的成员来法国，或是为了到海外谋生经商而进法国。[7]他们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进入法国：一条是穿越西伯利亚和欧洲大陆而到法国的。三十年代，许多青田人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慢无目的地沿路边走边雕刻边销售小猴子之类的小玩意，以此谋生。一路走来，需要花费二、三年时间，才到法国，发现法国这个地方还不错，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另一条就是海路。当时一些温州人坐船到了上海，然后花钱买个护照和船票，坐外国人的客船，横渡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或在法国的马赛登岸，或先在意大利上岸，再偷渡到法国。与前一路线相比，这一路费时少得多，需要个把月。

　　早期到法国的绝大多数温州人中，现在还健在的人为数不多了。RYS、CXP和XZZ分别于1933年、1933年和1936年到法国，现年分别有94、89 和84岁，他们对往事还记忆犹新。据他们回忆，这批人基本上是结伴来法国，凭借老乡彼此的相互帮助，从小商小贩干起，然后开店或办工场；起初并不懂法语，后来也不很懂；本来不想定居法国，只想赚钱回家置地当地主，后来因战争而滞留法国，以至与法国人结婚，生儿育女。

　　30年代末到50年代，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国民党成员因大陆失守，未去台湾，而移居到法国，其中有一些人是青田人，主要是些陈诚部下低级官员和士兵。 1964年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从此中国与法国的交往开始增加，移居法国的华人逐渐增多，其中温州人占了很大比例。50年代有少数温州人先是从大陆移居香港，于60年代后期因担心大陆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香港，而转迁到法国。60年代与70年还有一些直接从温州移民法国的温州人，数量不多。据许多温州老移民和一些法国人士的介绍，80年代前，法国的温州人只有上千人的样子，进入80年代大量温州人开始进入法国，特别是90年代，来法的温州人越来越多，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综合巴黎温州人协会和法国内政部的估计，我们估计巴黎温州人有13万人左右。

二、调查研究方法

　　巴黎的温州人聚集区相当大，不过与北京的“浙江村”一样，究竟有多少温州人，谁也说不清，法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它们估计巴黎大约有6到10万温州人。这里的原因是绝大多数温州人偷渡到法国，与北京的许多温州人一样处于非法状态[8]（尽管这两种非法状态的性质明显不同），即使法国统计部门想获得非法移民的确切数据，也做不到。由于温州人的总量不清楚，我们无法采用严格的问卷抽样调查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并不是没有缺陷）。与此同时，我们主要关注温州移民如何融入法国社会这个问题。融入是一个动态的调适过程，与融合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差别：融合是从最终状况来判断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而融入不关注最终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矢量，只关注过程本身。邵伟（Alfred Sauvy,1966）认为，外国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合要经历定居（settle-ment）、适应（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三个阶段[9]。我们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同化的国际移民模式，因此何为完全同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说清，所以我们更关注从移民进入、定居到适应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融入。这个角度更适合于对巴黎的温州人的调查研究，由于在巴黎的大多数温州人是从80年代之后进入法国的，尽管有少数人到法国已经有60多年历史，但是还不能代表整个温州人群体的融合情况，所以现在从最终状态角度来探讨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为时过早，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观察和研究，这里我们更关注他们的过去和现状，因此把我们的研究重点锁定在他们的融入上。融入表现在温州移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事件上，对这些的把握和理解，也难以通过问卷抽样调查来实现。

　　我们更偏重于采用参与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和网络跟踪法。我们力图通过参与观察法，来把握和了解巴黎温州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用个案访谈来认识被调查者的生活史、日常活动以及思想观念，借用网络跟踪法来理清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寻找被调查者。在巴黎，温州人主要集中在三区的Rue du Temple（庙街）和 Rue Beaubourg之间的几条小街、十一区的Boulevard Voltaire（伏尔泰街）、十九区和十一区及二十区交界的Boulevard de Belleville（美丽城）和十八区的Rue de la Chapelle，其中在庙街和美丽城一带最为集中。尽管巴黎的温州人数量不少，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一个小城市人数，但是他们由于居住和工作比较集中，形成了一个熟悉的社会圈子和社区。这为我们的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和网络跟踪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或切入点，就能较好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能按严格的抽样规则进行调查的不足。在此次调查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人借住在一个温州人家里（用温州人的话说，是在一家温州人那里搭铺），与他们同吃同住，周围的邻里大部分是温州人，共有11家，其中5家是工场兼住户。另外我们根据温州人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范围，分别在庙街、Rue Beaubourg、十区和美丽城4个地方建立了5个观察点，它们分别是点心店、皮包制作和生产工场、旅游纪念品销售店、华侨俱乐部和进出口公司，每周我们至少要去一次，每次都要呆上3、4个小时，有的观察点我们每周去3、4次，对他们的生产经营、交往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观察，由此渐渐地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家访和观察。我们接触、观察和调查过的温州人不下300来人，并重点跟踪观察和访谈了70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身份、来自温州不同县市和有着不同的来法时间等方面的温州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占70%）目前的年龄在36岁到55岁之间；绝大部分人（88.6%）是70 年代以后来法国的，其中有人刚来法国不到一个月，也有人在法国生活了66年；来法的年龄绝大多数（占85.7%）在17岁到45岁之间；主要来自温州的瑞安市丽岙镇、文成县玉壶镇、永嘉县七都镇和桥头镇、温州市区和丽水地区青田县（50年代青田县属于温州管辖），其中农村人口占77.1%；他们的经营活动集中在皮包业（32.9%）、餐饮业（30%）、制衣业和皮包首饰进出口（各占8.5%），还有人经营杂货、室内装修、金首饰品等；70人当中有30人是老板，占42.8%。尽管在这70人中没有包括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但是我们专门调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对他们父母进行访谈的同时就要采访他们，我们还到学校去采访，只是他们没有进入粗略的统计范围而已，而且我们的统计只能作参考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但是它基本上能反映巴黎温州人的总体情况。

三、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方式和合法化进程

  尽管温州人移居法国已有80多年历史，但是，到现在他们中大多还属于第一代移民[10]。除中法关系和法国移民政策等其他因素外，这与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先是男性单身偷渡到巴黎，在那里站住脚后，把亲属或亲戚分批、分期地带到法国。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移民：开始移民人数很少，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越来越多。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温州人利用随亲带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法国。

自从有国际移民现象以来，移民就有了合法和非法之分。就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情况而言，还是以非法方式为主：在早期（主要是本世纪前40年），除了应招参加14万战时劳工而后合法留在法国的以外，其他都是偷渡到法国的。后来由于战争和中法关系不正常，温州人移居法国的过程一度中断了20多年，60年代中后期又恢复，到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的亲戚帮助下以输入劳工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这个时期基本上不存在偷渡现象，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国内对出国审批的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很有限。

80年代以后，大量温州人涌入法国，既有通过合法的途径，又有非法的渠道和方式，当然更多的人还是采用非法的方式。在我们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进法国的，占73.9%。

这个时期的偷渡办法主要有三种：

先是由在法国的亲戚朋友出具经济担保书和信函，邀请国内的人到法国旅游，到法国后滞留不归，但是，法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变相偷渡，就采取控制措施。

另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蛇头的帮助进入法国。这是一种有偿偷渡，蛇头的要价是这样的：80年代的价格是8万左右人民币，90年代初升到10万左右人民币，现在又涨到12万多人民币，这笔钱包括偷渡者的路费和路上生活住宿费。偷渡者的亲戚或朋友先帮他交给蛇头2万左右人民币，作为定金，蛇头把偷渡者带到法国后，会打电话通知偷渡者的亲戚或朋友，要求他或他的亲戚或朋友交完钱后，才把他交给他的亲戚或朋友。一般来说，这笔费用是偷渡者自己承担的。

还有少数人利用去别国旅游或经商，再转道法国。这种方法使一些在法国没有亲缘关系的温州人得以进入法国。

   由于大多数温州人非法进入法国，就面临着合法化问题，争取合法化，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一步。尽管法国对移民的限制是很严的，但并不绝对排斥移民进入，同时多党民主政治也给移民争取合法化提供了可利用的政治资源。

80 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先后采取三次大规模的合法化行动，使许多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一次是1981年3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8月便颁布了以家庭团聚为内容的移民大赦令，这一政策持续到第二年的6月，共使13.2万非法移民合法化。当时，虽然非法身份的温州人还不算多，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借机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二次合法化运动发生在1992年，当时不叫大赦，而叫放宽移民政策。据说这次合法化运动使近1.2万温州人获得了居留权。虽然此次得以合法化的温州人数量比较多，但他们中非法者越来越多，因此，相对而言，合法化后剩下的非法温州人比1982年还多。

   最近一次合法化运动始于1997年6月，原计划到1998年12月底结束，但是到1999年1月份还没有结束。这次全法国总共有14万无证者提出合法化申请，到1998年底已经有8万多人获得合法身份。据法国内政部官员介绍，有1.2万华人提出申请，大约有8千多人获得合法身份，其中90%以上是温州人。还有更多没有合法身份的温州人（据法国内政部的估计，大约还有6至8万人）等待着合法化。

1995年前，温州人基本上以家族式行动去争取合法化，缺乏团体合作式行动。所谓家族化行动，通俗点讲，那就是亲带亲、故带故的做法，一个人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把其他家族成员弄到法国，而且也更多地借助于家族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合法化申请行动，来获取合法身份。

到了1995年，另一种新的合法化行动在巴黎温州人中出现，那就是团体合作行动，即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发动的行动。由此，以温州人为主的一些民间团体（如第八团体、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诞生了。那么温州人怎么会从家族化行动转而求助于现代社会的团体合作行动呢？他们主要是在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带动下才有这样的变化。1995年，巴黎无证的黑人移民组织了团体，上街游行抗议，占领教堂，有些人因此拿到了居留证。这便引起几个温州人的兴趣，就去观察黑人团体的活动情况，发现这种方式比较好，然后去找两个一直热心帮助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法国人（一位是人类学教授，另一位是到中国留过学的汉学家）。在他俩的帮助下，温州人成立了第三团体。由于大多数温州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担心被警察抓走，遣送回国，而且他们也习惯于分散的非正式活动，所以一开始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只有70多个成员参加该团体，声势不大。但是，第三团体组织得很有力，工作很有效，免费帮助成员整理纸张、写信，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申请，因此对大多数不懂法语的温州人很有吸引力，以前他们花钱请律师或留法学生帮他们整理各种材料。还有些温州人模仿第三团体，组建第五团体、第六团体、第八团体、2000团体等。

除此之外，这些团体还组织成员召开大会商量对策和上街游行，甚至占领教堂，开展绝食，吸引媒体的关注，与政府有关部门展开谈判，使政府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和妥协，加快了合法化行动。如，第三团体首批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了300人的申请纸张，后来只有7、8人没有拿到居留证，其他人都获得居留证。尽管温州人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历，但是一旦运用起来，也显得得心应手。一位曾在温州当过镇长的 50多岁温州人积极参加游行活动，对我说：“没想到我们这些非法的移民，还能堂而皇之地上街游行，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团体大多情况下是单独行动，但也有联合行动，甚至还加入全欧盟的无证者大游行。1998年11月21日，欧盟无证者举行万人大游行。以温州人为主的第三团体和 2000团体都积极参加这次万人大游行，它们打出了用中文书写的条幅：“2000团体坚决要求法国政府给我们合法化”、“给大家居留”。21日天气比较冷，风也比较大，有10多对温州夫妇推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并排站在游行队伍前头，引起了围观的法国观众的强烈同情。温州人与黑人、白人等不同肤色的人并肩走在同一个游行队伍中，确实给人一种“全世界无证者联合起来”的感觉。

尽管这些团体无法使所有无证的温州人合法化，但是也收到明显的效果，使法国政府原定于1998年12月底结束合法化行动的计划难以实现，同时，也使温州人接受了西方民主的洗礼，积累了表达自己意愿的经验，懂得了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方法和战略，为他们今后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积累了社会经验。

大地之子

沙发上看看

唐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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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沙发看

唐玄奘

大地的儿子 发表于 2011-4-11 11:05
沙发上看看

:funk:俺看完才发，经过就慢你几拍了:L

大地之子

唐玄奘 发表于 2011-4-11 11:07
俺看完才发，经过就慢你几拍了

这就叫先下手为强，o(∩_∩)o 哈哈。
PS 我很少坐沙发的，就让我坐一回吧。

maximeLI

长啊，花的调研时间也长啊

人在海外

俺还是去算命赚钱去吧，没有时间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