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连载34：第5章温州之旅-不去法国的陈老板

塞纳双鱼

第五章 温州之旅

6. 不去法国的陈老板


早上7点多钟，太阳已是白辣辣一片。从宾馆十几层的楼上往外 看去，温州和昨天晚上换了个模样，像是一个大工地，远远近近都是 未完成的建筑。一大早，这些高高低低的建筑上就爬动着许多工人，都是外省来的民工，大都是江西籍的。8点，我和勃盖鼓起勇气，离开了冷气开得足足的酒店，走到太阳底下。我们约好上午去乡下一家 制鞋厂看看。勃盖听说制鞋厂在'乡村'，很是高兴，法文的'乡村'让他脑海 里浮现出蓝蓝的天，开阔的青草坡，空寂的树林，秀丽的农舍。但他 很快体会到，这儿的'乡村'和他的习惯理解不同，虽然离开了城市， 他也没能进入他想像中的大自然，还得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伴。我们是 坐每小时一班的短途客车去的。这些客车都是私营的，装满了乘客和 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乡间公路坑坑洼洼，发动机时不时要挣扎着发出 一阵吼叫。勃盖挤在车后面的角落里，看着窗外公路边从不间断的一家一家摆着塑料板、水管、油漆或是日用品的简陋的小店，大锅支在外面的小餐馆，高低不齐一幢挨一幢的灰色的水泥矮楼，土红的窗框里伸出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穿过一个乡，街上人群的密度不亚于昨天晚上市内的大排档。他说自己毫无来到乡村的感觉，只是觉得进入了一个建设简陋的雏形城市。他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最直接的印象，天气 的酷热和人口的拥挤，这两个感受交织为一种使人焦灼不安的压力。 他甚至问，中国人习惯面对面地大声说话，是否正是在宣泄内在的压力？身边有个坐在大编织袋上40来岁的人，注意了我们半天，开口 和我们聊天。他说勃盖该是俄国人，因为他在北京和俄国人做衣服生 意，他们都是勃盖这个模样的。我说他是个法国人。这位服装出口商 很兴奋地叫道：'法国人!一个法国人!'引得全车人都转过脸来打量 勃盖，勃盖在众目睽睽下面带微笑，保持风度。边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一直很感兴趣地观察我和勃盖说话，这会儿轻轻地给我撂过来 一句：'你不是法国人，你也在法国，你的运气真好。'勃盖听了我的 翻译，做出惊讶的表情。他过后说，在全车人默默的注视下，这个女孩的话，让他顿生一个令人焦虑的念头：12亿中国人都在企图着小小的法国！

    我说很理解那种氛围对他的刺激，但是我也告诉他我对那一片眼光的理解：如果那个好奇的服装出口商叫的是'美国人'或'阿 根廷人'，大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仅仅针对法国的，这 儿几乎就没见过西方人的踪影！你们西方人大老远的来看中国人，中 国人当然也就占个便宜，看看送上门的老外。你要是早来几年，可能上了街都走不动道儿。要想碰上真正做法国梦的中国人，就得像我们这样，不避酷暑地去人海里寻找。

    制鞋厂陈老板30多岁，是我们在巴黎的熟人的远房亲戚。他光 着膀子，高兴地从两层小楼里出来迎接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 身上戴的粗大的项链、戒指等金首饰少说也有半斤多。小楼的底层是 制作皮鞋的作坊，总共有30多个工人，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在作坊 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割皮、缝制等工序，他就领我们上了二楼住家，上茶让烟之后，便开始谈他的制鞋厂。在这个以制作皮鞋为主要经济的六七十户人家的村里，像这样规 模的厂子有两三家。

    他一年能净赚50多万人民币，但每双鞋的利润 很小，只有3～5块钱。30多个工人，每人的月工资七八百块。 陈老板躺在竹椅上，用杜蓬打火机点着香烟，感慨地说现在花钱的地 方太多了：鞋子的商标是要付费的，是买的上海的一个商标，因为温 州鞋的名声给搞坏了；去年翻盖厂房，就花了20多万；刚买一辆本 田摩托，3?2万多，但他又花了1.5万，才办到能进温州市区的牌照；他有个儿子，给送到市里的一所寄宿式贵族小学读书，每年要花 两万多；自己倒没有什么花钱的嗜好，就是有时候玩玩麻将，小玩玩，输赢一两千而已……勃盖对这番报账很感兴趣，一笔笔记下来，再折 算成法郎。但是不管怎么说，陈老板是这里的有钱人。他的担心一是 毒品，这里不少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都染上了毒瘾，最后倾家荡产。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二是'外地人'，他说这里谋财害命、拦路抢劫的事都是外地人干的，主要是江西来的农民工。温州的社会治安，全给这些外地人弄坏了。作为有钱人，他进出都很小心。在他的工人里，没有一个江西人，而是周围比较穷困的山里招来的老实巴交的年轻人。

    终于提到了法国。他说村里几家有人去了法国。不过他绝对不会 去。他指指楼下：

    '我要是去了法国，那不就是和他们一样了？我们温州人在法国， 还不是和那些外地人在温州一样。'老板不愿沦落为打工仔，好理解，那么他的工人想不想去法国呢？'他们去法国？'陈老板很惊异，'他们能来我这儿做工就高兴死 了。几个月，挣的就比他们在家一年要多。去法国要花十多万，哪里轮得着他们。'听熟人介绍，鞋厂是陈老板的父亲六七年前开办的。陈是家里的独子，两个姐姐都嫁人了，他父亲去年让他接手了鞋厂。陈老板说他 父亲现在只管管厂内的事了。当问道为什么他不创办一个新厂时，他 说现在不比七八年前了，做什么都有人要。就是这个厂，已经是费尽 心血；他请了三个设计师，自己每年有三四个月在外头出差，随时掌 握流行趋势，一不小心，就会亏本，因为为了保住销路，除了花钱拉 关系之外，还要把利润降到最低。现在再开鞋厂，开一个死一个。

    所以村里不少年轻人都没什么事干，家里都开着小工场，谁愿意去和这 些外地人一起打工挣几百块钱一个月？有几亩地，也让外地的农民包了。我对勃盖说，听起来陈老板很有运气，因为他是独子，按照中国的传统，继承了家业。如果他还有一个或数个哥哥，他很可能就是那些没事干的年轻人之一。离开陈老板的鞋厂，勃盖觉得，他的那些同行把中国非法移民描述成被人贩子从土地上骗出来的穷苦人的说法，的确是有些一相情愿。我说，在还要继续进行的温州之旅中，他肯定还会发现些有关此土此 民的一相情愿的法式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