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9]西方中国观演变：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是变色龙

jiliyacui

      核心提示：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
　　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有关中国的记忆，比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就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揣测，还有“赛里斯”、“契丹”等等这些对中国的称呼。
　　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就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人通过其独特的东印度公司贸易体系和无数快捷的帆船，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东方的海洋霸权。荷兰人之后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他们到东方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做生意的。在广州，珠江口的海关附近，就有他们的货栈。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银则源源输入中国，最后，英国人用罪恶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形象，最早就是通过这些柔软的丝绸、洁净的瓷器、精美的家具，这些可触摸、可感觉的物品，被传到西方。
　　此外，还有官方使节。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西方派出了数十个代表团，试图与中国官府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几乎都遭到拒绝。使团来华的见闻及其成书后传递到欧洲，都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他们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争执，凸显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权势上的较量。
　　在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中，天主教传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东方主持中国教务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认为跟印度人比，中国人要聪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东方的传教放在中国。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后不绝如缕。
　　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从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门，再到广州，然后从运河往北到北京。他们向欧洲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情况。最早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门多萨是西班牙传教士，奉教皇之命，把当时在欧洲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流传非常广。还有稍晚一点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所写多为作者亲眼所见，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
　　基旭尔是在罗马的一个德国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670年出版的《中国图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刊登在书里。成为西方人了解、学习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
　　可以说，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
　　我们看看当时欧洲中国热的情况。有一幅油画，是描绘当时海外中国探险者从欧洲归来的场景。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植物标本、瓷质的弥勒佛。无论妇女，还是男人、小孩，都在欣赏从海外获得的各种各样奇异的物品。这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西方解读中国之一：附会与融通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讲一个初民语言的例子。中国的文字语言与欧洲很不一样，但西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语言。这里有一个特殊背景。当时欧洲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上帝的语言，或谓普遍的语言，或谓理性的语言。他们相信上帝造人类之初，也创造了语言，人类可以用语言互相沟通。后来，因为巴别塔事件才使人类语言不同了。所谓巴别塔事件，是说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人，建造了一座通天塔，高耸入云，几乎就要上天了，上帝看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太大，就使了一个法术，让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讲不同的语言，互相难以沟通，从而分散力量。
　　因此，欧洲人就认为巴别塔（或叫通天塔）建造之前的语言应该是诺亚方舟的语言，应该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后裔是什么呢？人们猜测，可能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的语言，也可能是埃及语言，但是他们觉得又都不像。现在他们发现了中文，中文的历史如此悠久，也许中文就是上帝的语言，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中寻找上帝的有关信息。
　　比如，中文中的亚当和夏娃。门泽尔在《字汇》中找到一些条目，如女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是伏羲之妹，发明了很多东西，伏羲和女娲的关系跟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西方公认，被中国人推崇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亚当；既然伏羲是亚当，女娲就是夏娃。但是，这样的推论，门泽尔觉得还不够，他还从汉字里面找出了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说“娲”字左边一个“女”，意指“女人”，右边关键是“呙”字，“呙”解释“苦怪且，口内不正也”，他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但他知道不正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了罪。“呙”是咬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嘴，这正是一个人吃树上果子的动作，左边有一个“女”，可见这个女人是通过秘密途径来到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是谁呢？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娲又吃树上的果子，这不就是创世纪里亚当堕落过程的歪曲和碎化吗？这是他们的推论。

　　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

　　西方解读中国之二：冲突与批判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历史开端在基督诞生前2952年左右。欧洲《圣经》体系之下，世界的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诺亚洪水即人类历史的开端时间为基督诞生前2400多年，比中国历史纪年晚500年之多，于是，中国历史的长度成为对《圣经》编年史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历史起源时间问题原本只局限于中国传教区，1658年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劝说欧洲人接受始于公元前2952年的中国历史，在欧洲教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圣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七十子译本，一个是通俗拉丁文译本。最早《圣经》是希伯来文，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化时代，基本上把地中海、北非，甚至西亚都统一过来，于是，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当时有七十个学者被召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现在埃及靠近地中海的城市），各自单独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当把各人的译本汇聚在一起，居然大体相同，这个译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七十子译本跟中国的编年史比较接近，所以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用这个版本调和与中国编年史的冲突。公元世纪，罗马帝国建立拉丁世界时，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本是官方正统文本，据此认为大洪水发生在基督诞生前2300年，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要比中国晚好几百年。可是，欧洲都使用这个教会官方钦定的文本。随着中国历史知识逐渐深入人心，它逐渐成为欧洲人冲击《圣经》体系、批判《圣经》哲学的一个武器。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西方走出中世纪、启蒙思潮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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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解读中国之三：借重与放弃

　　中国知识主要在政治领域改变着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令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着迷，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英国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这是中外公认的。当时欧洲走出中世纪，建设新社会，反思本国在神学体制统治下黑暗的中世纪，探索改革的方向，中国的开明政治，皇帝采纳听取大臣意见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观念，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庸的观念等等都成为他们反思本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

　　比如，伏尔泰曾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儒家道德五幕剧”，把场景从春秋时期移改到成吉思汗时代，剧本的结局是成吉思汗在红颜知己伊达美的祈求和劝告下，归附了儒家道德，兵临北京城下而放弃攻破城池，接受了儒家倡导的道德文化。

　　当然，欧洲毕竟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无论如何开明、如何盛世，它终究处在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框架下不能自拔。当欧洲社会改革模式在借鉴吸收中国因素的情况下，日益成形、日益成熟，中西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就不得不放弃中国模式。因为时代在变化，欧洲整个社会观念也在变化。

　　那么，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如何采取应对之策的呢？晚明盛清，朝廷对待西方的政策经历了从明末开海、清初禁海到白银流入的阶段。

　　在清朝初年，由于当时郑成功反清，包括南明朝廷在东南沿海还有些势力，因此采取禁海、迁海（把沿海居民迁走）政策，限制海外贸易，直到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才开海。禁海导致的结果很严重，使东南沿海的外向型经济萎缩。当然，走私依然存在，全世界依然在跟中国做生意，官方白白损失了许多关税，老百姓平空添了很多麻烦和危险。最近一二十年，西方学术界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整个世界贸易中心在中国，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居当时世界的首位。

　　但贸易禁令使得赴东南亚的出海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外贸易只能主要在中国本土进行。本土贸易的不利之处是，中国商品通常以远远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来华外商，结果是17—18世纪中国贸易虽处于顺差，但实际获利却大大低于处于逆差地位的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这无疑使中国商人损失充足的商业资本。可以说，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就是在这200年里，中国开始落后，中西位置完全颠倒。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

　　西方解读中国之四：赞美与批评

　　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切体认，则可以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欧洲的产物。

　　截至17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义理想驱使下，极力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以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但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就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这个观念一直统率着欧洲人的中国观。

　　这种认识一经形成，又成为19和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在西欧产生的一个特例，欧洲人自身对这种特殊性的感受，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断展开而日益强烈，将中国定位为欧洲的“他者”，也正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跟莱布尼茨很类似，是亲中派，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但是后来的进步却微乎其微。欧洲人获得知识很晚，但是很快臻于完善。伏尔泰认为，中国是早慧而停滞的，欧洲则是后学而富有创造性的。原因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东西有不可思议的崇敬心理，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无需改进，中国崇古就故步自封，在孤立主义中限于静止。这些其实是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看法，而它们也成为后来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重要印象。

　　孟德斯鸠跟伏尔泰相反，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一种人。他说中国文明古老而悠久，是因为贫困、地理隔绝，因为地理对外隔绝，所以中国历史实际是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特别是在谈到政体的时候，孟德斯鸠讲欧洲历史上有三种政体：共和、君主、专制，他最赞赏的是英国的政体，因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这是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以前一直是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令法律失效的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

　　西方解读中国之五：静止与孤立

　　启蒙时代欧洲关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人，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各类游客，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和立场来发挥引申，其基本模型都是18世纪所塑造好的。

　　比如，关于中国人的性格，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所总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包括：爱面子、节俭、勤劳、知足常乐、对生活状态和对具体事情都有强烈忍耐性、重视礼节、孝行仁慈、漠视时间和精确性、天性误解、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因循守旧、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心智混乱、互相猜疑、缺乏同情、共担责任（或者说株连）、敬畏法律等等。这是他对中国的观点，有好有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跟启蒙时代那些人的看法相似。

　　罗素就讲，西方人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法国诗人、思想家瓦莱里讲，我们不能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外一个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所以中国人对他们来讲是很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除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外，18世纪形成的关于中国文明静止孤立的看法，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看法，无不被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学者所继承。黑格尔有著名的历史开始于东方、但东方在历史之外的论断。

　　当然，每个人的角度还是不一样。伏尔泰指出中国文明的孤立主义性质，但他对这种性质大体持赞扬态度。他把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定义为一个以静止和孤立为准则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以积极活动和文化互动为准则的西方世界相对立，同时也是促使西方自我反省的必要参照。

　　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接二连三地把中国和欧洲来对比，目的就是衬托欧洲的正确和伟大，中国人那种深为耶稣会和伏尔泰赞赏的和平主义精神，相形之下就成了导致中国国力衰弛、国民懦弱的一种根源特征。

　　随着时代变化，评价也在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很有意思的是，巴黎和会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团的代表到巴黎去参加和会，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欧游心影录》，他感觉到欧洲一战以后反思自己文明的问题，提出要向中国儒家文明学习。

　　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中国观演变带来的思考

　　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们讲启蒙时代是近代以来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定调的时代，不仅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从那时获得并巩固，而且从那时起中国就被欧洲塑造成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是最不一样的一个文明，是最异类的文明。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这个对立文化的价值实际也在摇摆。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人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观点呢？哈贝马斯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普遍主义，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道德普遍主义意味着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西方的中国观赞美中国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批评而感到沮丧。因为西方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判断。我们应该真正站在一个普遍主义立场上看待不同的文明。

　　西方认为，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是一个“静”的民族，讲和平的民族，是和平主义发展的民族，这一观点一直被公认。但是对这种和平主义有两种看法：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导致中国的懦弱不振不发展；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值得借鉴，以救助欧洲的过分强势发展。我想将来如果中国以和为贵，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真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