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未遂是否构成“威胁罪”

Pascal

　朱小姐来自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现就读于法国一家音乐学院钢琴系。在一次庆祝圣诞晚会上，她结识了来自法国的M先生，当时M先生向她索要了手机和家中座机号码，出于对其信任，朱小姐告诉了M先生自己所有的联络方式。　　一个星期后，朱小姐收到了M先生的晚餐邀请，她毫无戒备地欣然赴约。从此以后，每到周末，朱小姐都会收到M先生的邀请。　　一个月以后，M先生正式向朱小姐表白了他的爱意，但遭到了朱小姐的婉言拒绝。她认为，她和M先生之间只是一种普通的朋友关系，是一种友谊，并无爱情可言。M先生在遭到拒绝后心中很是不平，于是开始对朱小姐进行纠缠。一天傍晚，朱小姐接到了M先生的电话，在电话中，M先生说他实在太喜欢朱小姐，如果得不到她，宁可和她一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放下电话后，朱小姐认为这只是M先生的一种纠缠方式，故并没有在意。不料，一个星期后，M先生来到朱小姐家中，再次进行这种威胁，朱小姐十分反感他的做法，并告诉M先生，如果他再说这样的疯话，就会彻底断绝和他的来往。　　谁知，M先生置朱小姐的警告于不顾，在无法拨通朱小姐电话之后，先后寄给她了三封信，并在每封信上都标注了死亡符号。朱小姐大受惊吓，从此心神不宁，每晚无法入眠，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　　看着朱小姐一天天消瘦下去，她的女友在得知实情后，建议她去警察局报案。但朱小姐认为，M先生只是以电话、信件方式相威胁，并无实际行动，即使报案，当地警察局最多向M先生提出一种警告，对他并无多大的约束作用。然而朱小姐的女友不赞成她的说法，据她所知，即使未付出行动，以电话、文字和图像对别人实行威胁，同样是一种犯罪。在其女友的劝说下，朱小姐约见了律师。　　听完朱小姐的陈述，律师认为她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万一M先生的威胁真的付诸实施，到时会后悔莫及。就朱小姐“犯罪未遂”问题，律师作了详尽的解释：　　从整体上考虑，犯罪活动是指“从单纯的思想活动与犯罪心理表现，到产生所追求的犯罪结果”的全部活动，其中包括作出犯罪决定、进行犯罪预备、“着手实行”犯罪以及“实行”犯罪本身，所以，人们常常很愿意将犯罪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段“行程”。　　毫无疑问，当犯罪已经产生危害结果（即遂罪）时，自当受到惩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单纯的犯罪思想活动，乃至已经作出的犯罪决定，不会受到惩罚。　　我们知道，仅仅具有犯罪心理，仅仅是已经“作出实行犯罪的决定”，即使这种心理、这种决定已经用语言或文字表现出来，刑法仍不加惩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那些足以扰乱公共安宁的犯罪决定的外部表现，法律始认定为专门的独立的犯罪。例如：《新刑法典》第222—17条之规定“以对人实行重罪或轻罪相威胁，如该罪之未遂得受惩处，在反复进行此种威胁，或者以文字、形象或其他任何物品具体表示此种威胁时，是“威胁罪”，“威胁罪处6个月监禁并课5万法郎罚金”；“以死亡相威胁的，所受之刑罚加重至3年监禁并课30万法郎罚金”。　　然而，在不受惩处的单纯的犯罪思想活动与始终应受惩处的犯罪既遂之间，还有一个过程，即“犯罪预备”、“着手实行犯罪”与“实行终了”但无结果。　　法国的旧法律似乎与主观主义观念联系更紧。法学家罗瓦塞尔写道：“任何犯罪，犯意即视同行为”。但是，对重罪未遂的行为人课处的刑罚要轻于犯罪既遂当处之刑罚。作为对这一原则的反应，法国1791年的《刑法典》仅规定对谋杀罪未遂与毒杀罪未遂进行惩处并且适用既遂罪之刑罚。共和4年雾月法典增加了当处的未遂罪的数目，规定对所有的重罪未遂均予惩处；而共和8年霜月25日的法律则规定对某些轻罪未遂进行惩处。这也是1810年旧《刑法典》第2条与第3条所确认的处理意见，并得到《新型法典》第121—4条与第121—5条的再次规定。　　在律师的建议下，朱小姐迅即向警察局作了报案，共和国检查官对M先生作出了刑事上诉，M先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石宛林编译)　　读者来函请寄：[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