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历史终归属于过去。在经历了文革时期那种毫无现实实力支持的空幻大国迷梦之后，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终于认识到大国的硬实力才是它的软实力的基础。仅仅依靠热情高涨的道义吁求、单纯寄托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呼唤，绝对无法使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在埋头发展经济几十年之后，中国人抬头看世界之时，大国认知已经有了重大转机：中国的GDP排位，已经从世界末尾跃升到世界前三。国家经济实力一时便唤醒了国人的大国梦。似乎是基于大历史的大国观由此形成：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领导世界的时代终于无法避免地到来。因此，中国人在经济发展的当下，总是深怀兴致地探讨“英国病”的成因，总是在美国经济出现哪怕是经济周期见怪不惊的现象时不约而同地述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故事。  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共戴天的盛衰论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大国认知定势——要么是中国崛起为大国，要么是中国受制于大国；要么大国是英美，要么大国是中国。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大国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大国霸权梦。但这却是一种典型的大国之为大国的浮浅认知定势。

    大国之成为大国，从表面上看去，确实是以国际霸权为大国鸣锣开道的。回顾19世纪英国人建设举世无双的“日不落帝国”，使英国成为无可匹敌的大国，就直接显现为英国对于世界的暴力掠夺与武力征服。而20世纪美国人成为世界霸主，虽然不像英国人那样直接诉诸战争手段，但美国人以强权征服的手段称霸世界的进路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从19世纪末美国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到20世纪中期美国对中国和战局势的左右、再到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国人大脑中的大国记忆总是与强权记忆彼此重叠、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对于曾经与自己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方相当接近甚至基本同一的苏联的有意无意缅怀，也是在苏联足以跟美国对抗的霸权思维中定位的。国人念兹在兹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限定在一个国家称霸或称雄世界的单一目标上。

    当然这种霸权迷思在有没有实力支撑的不同前提条件下，显现出来的形式具有重大差异：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我们会以挑战霸权的道义论说来应对国际霸权；进而以永不称霸的许诺来显示自己既不图谋霸权、即使实力增强也不会称霸来凸显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绝对正当立场。而在实力大增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以自己区别于西方强制性霸权的论说，来营造共赢的国际氛围。然而，这种以道义批判霸权的论说，很难与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条件下的国际话语保持一致性——当下中国崛起论与美国衰落论的相携出场，就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关于大国认知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霸权心态。这种矛盾是由国际社会缺乏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正义常常需要国际霸主来加以维持，而非政府间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远远还承担不了维护国际正义的重任。只是国际霸主之所以成为国际霸主，关键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在于它的综合实力，以及它对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巧妙平衡与维护能力。

    这里就需要辨析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究竟依靠什么国内条件才足以发挥这样的影响力？二是在多极世界格局中，大国共荣是不是必要和可能？就前者言，在国际社会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前提自然是一个国家国内雄厚的实力基础，这一雄厚的实力基础，既涉及到长期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涉及到持续繁荣的市场经济、更涉及到富有价值感染力的文化建设。缺乏这样的国内基础，一个国家是无法在国家社会发挥有效影响的。就后者论，资源短缺似乎是注定了世界格局中大国的唯一性。但现代早期世界格局中的唯一大国态势，到今天已经显示出多个大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从 20世纪以前的单一大国、到20世纪的数个大国、再到21世纪的多个大国发挥国际影响、维护国际秩序，这一演变既是不约而同追求发展的局面所注定的，也是不同国家致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因此，霸权思维已经无法准确解读国际局势或国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