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与众不同的法国总统萨科齐终于再次创造历史：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在职总统首轮选举名列第二、第五共和国三十年来首位总统寻求连任失败。

萨科齐的失败实是情理之中。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受危机冲击国家：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是选票还是革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实现了政党更替。显然，经济危机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要知道，2007年以来，欧盟失业上升39.6%，英国上升67%，西班牙上升191%，法国虽然稍好，五年间失业人口也增加100万。在这样的执政业绩面前，谁还能保的住执政大位？

相对而言，萨科齐还是坐满了任期，不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均是提前下台。当然，这一波浪潮中，也有例外。比如海峡两岸：大陆逆境继续高速增长，在西方迅速倒退的对比之下，崛起反而更为强势。台湾的马英九上任后及时调整两岸政策，获得大陆力撑，成功摆脱危机影响，从而在全球政治动荡大潮中十分罕见地成功连任。

其次，萨科齐上台不久便遭遇肇始于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危机，这对久已积弊缠身的法国可谓雪上加霜。在种种内外压力下，萨科齐不得不斗胆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一定程度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其中又以退休制度改革最为敏感。尽管相对于其他国家，改革的幅度实在微小，但却已令早已被民主“娇惯”的选民无法接受。因此，通过选举进行惩罚或曰报复自是必然的。当然，萨科齐的命运也是民主国家的共性，以深得人心的环保党绿党来讲，只要它提议提高油价，选票立即大幅减少。

最后，萨科齐作为第二代匈牙利移民，其高调、奢华、冲动、多变的执政风格与法国政治传统迥异。比如他2007年刚刚赢得大选就立即应亿万富翁朋友之邀，豪华度假。面对外界批评，他还振振有词：没花纳税人一分钱。但法国民众绝非***，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政治与金钱的交易是免不了的。

2008年，他参加巴黎农业展，仅仅由于一位不赞成他政策的农民拒绝与其握手，便对之破口大骂：滚开，傻瓜！此举通过电视转播全球皆知。不仅是对农民，就是对号称无冕之王的记者也是睚眦必报。著名的电视主持人PPDA在一次采访中，言语中略有得罪，就被辞退。还有巴黎竞赛报刊登了他前妻的私生活照片，便导致数人被解职。更有一次，他为了一篇涉及第一夫人的文章，直接拿起电话与记者对骂，并声称自己有权力保护自己的家庭。

当然作为总统，除了要“捍卫”自己的家庭，还要荫庇自己的儿子们。就在本次大选前，其中一子在他国生病，居然动用总统专机将之接回。另有一二十出头的虎子，虽然在大学成绩不佳而不得不复读一年，却居然已是执政党在某省的负责人。尽管如此，萨科齐还不满足，还想让其竞选欧洲最大商业区、拉台芳斯商业区公共管理机构委员会主席。由于委员会都是萨科齐的亲信，所谓竞选不过是（民主的）过场。此举引发法国社会各界众怒，直到最后一刻，萨科齐才让步，以其子放弃竞选告终，但已重创其形象。

这正如德国《明镜周刊》所评论的：萨科齐由执政初期60％的支持率最后变成最不受欢迎总统，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的权位。他不像高贵的国王，而是如暴发户般把自己和国家混为一谈。所以，奥朗德的胜利首先是因为法国人惩罚了萨科齐。

本来，以欧洲正常的政治生态，经济形势良好，往往左派会获胜，以便多分蛋糕；而当经济不好时，右派就会上台，以便做大蛋糕。但这一次，萨科齐可谓天怒人怨，居然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败北。选举结果一公布，我立即赶去左派集会的巴士底狱广场，沿途激动的人群无不高喊“萨科齐完蛋了”、“萨科齐死掉了”。不过，以身居法国的华人来看，实在想不通何以5年前他竟能获胜。难道真如意大利选民所讲：之所以一再选择丑闻频出的贝卢斯科尼，实在是因为他是一个相比而言更不烂的苹果而已。

左派在阔别近二十年后，终于重新执政，自然令人担忧困境中的法国将走向何方。

以个人之见，虽然萨科齐不为人所喜，但毕竟他对问题的认识还是到位的，其改革的力度虽然不大，但方向也是正确的。假设他能够连任，还真说不定能把法国带出困境。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换成左派社会党的奥朗德，法国的前景可谓十分暗淡。

说起来，法国今日之困境，左派的社会党可谓“居功至伟”。1980年，社会党第一次执政，立即进行全面的国有化，与当时英、美两国掀起的私有化浪潮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还一下把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0岁。此举自然大得人心，却导致法国竞争力下降，经济活力日益丧失。如果说当初社会党推出这样的举措还是由于法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不错，但到了左派若斯潘出任总理时，法国经济已经频频示警之时，竟然还推出全球独一无二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制，这就实在是匪夷所思了。到现在，一名法国工人的成本是德国的两倍，自然的，法国的失业率也是德国的两倍。

这一次选举，社会党利用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提出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的方式解决问题。只不过，2007年法国总理菲永就宣布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哪还有钱再投资呢？为了筹到钱，社会党候选人又声称将对高收入阶层征收75%的税，其杀富济贫之意昭然若揭。这自然将导致富有阶层要么移民，要么转移资产：其实每到选举期，法国都有大量资金外流。

社会党为讨好选民，不仅内政上四处许诺，外交上也是大开支票。奥朗德声称一旦胜选将与欧盟重新谈判萨科齐与欧洲各国达成的反危机协议，包括共同财政契约。众所周知，几年来，历经周折，欧元区好不容易凝聚了短期方案共识，稳住了市场信心。由德法领头的节约措施，逼迫欧元区各政府勒紧裤带，大量削减公共支出以降低国债负担。

基于这个方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拯救计划，才逐渐具备规模。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相继为防止欧债危机扩散的“全球防火墙”，注资高达7000亿美元，而这一切成果都可能被奥朗德毁于一旦。如果法国带头改变立场，继续寅吃卯粮的福利政策，而其他国家有样学样，目前勉强维系的局面将分崩离析。这也是为什么，选举结果公布后，欧元对英磅和美元立即贬值，各欧洲各国、美国以及日本股市立即应声下跌。

在社会党庆祝胜利的巴士底狱广场，许多支持者打着这样的标语：退休年龄60岁！最低工资1700欧元！（法国目前平均工资不到2000欧元）。面对这样的支持群体，奥朗德要想执政进而寻求连任，除了迎合别无他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许将采用危机前希腊的办法：借贷以及瞒和骗（不公布真实经济数据，四处借贷，直到纸里抱不住火）。

法国的前景虽然令人担忧，不过这对中国未必不利。法国的左派向来注重意识形态，对中国也一向不如右派友好——2007年竞选辩论时，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夫人竟然公然抛出颇有冷战色彩的对华政策：抵制北京奥运会。这一次大选前，奥朗德的特使、前总理法比尤斯在中国遭到冷遇，于是记者会也不开了，行程也缩短了，足见显示双方关系之冷淡。

但法国深陷危机而不拨，左派又想重新谈判与欧盟达成的反危机协议，至少可以预见的是，其执政前几年重心必放到内政和欧盟的关系上，再无余力挑战中国。中法关系未必继续升温，但自会保持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选前的一次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他是当选后是否会会见达赖。他的回答是：“如果我在5月6日获胜的话，我要做的事情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晤。”虽然在危机的背景下，双方在经济上会有摩擦，但纵观中法建交近半个世纪，双方可曾因为经济问题反目？套用中国一句流行语：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法国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的另一重意义就是它再一次展现了西方向全球输出的民主制度之弊端和无方可解。首先，奥朗德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缺乏行政经验，简直是法国的奥巴马。在经济危机的特殊时刻，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政治人物竟然要治理世界大国，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如果和中国从政人员必须从基层历练、一步一个台阶相比，其差距显然难以足道。

不仅如此，由于政党轮替，所有政务官统统轮换，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仅奥朗德是新人，所有各部官员皆如是——要知道社会党已经近二十年没有执政，有经验的人才自然无多。即使过去有经验之人，脱离二十年，岂还复上佳状态？这和中国长期培养、新老接替、以老带新模式显然又是逊色太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三十多年一以贯之，不会一而再地出现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结果长期来看仍是原地踏步。

其次，公正而言，今天的西方危机责任并不仅仅在统治者，也不仅仅在金融巨鳄，也在民众本身，即不仅是1%也是99%的责任。本来西方的左派主张高税收和高福利，右派主张低税收低福利，但为了迎合民众或者为了赢得大选，左派上台只搞高福利，右派上台只搞低税收——萨科齐虽然是右派，但他执政的五年，法国的债务竟然增加6000亿欧元！而右派连续执政十年竟然从9000亿增加到18000亿。如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最终导致今天各方皆输的局面。

这里固然要指责政治人物的短视和不负责任，但民众同样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和民众都是按照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真正的元凶恐怕是制度本身。不过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治精英还是能够醒悟，并希望进行变革。但其阻力来自于拥有选票的大众：无论是减少开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都是选民难以接受的。

西方的这套制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中国的制度模式只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会的总体进步，而西方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多数百姓也要英明，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一次的法国大选就是观察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和清醒，来面对法国的挑战和寻求解决之道，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决。而最终结果则仍然是非理性战胜了理性。

或许有人认为，德国不就是采用西方的“这一套”吗？其优异的表现不也同样不逊中国吗？确实，德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十分亮丽，以致于德国模式红遍全球。不过，德国模式有其特殊性，首先，它没有走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放弃制造业而全力“产业升级”为服务业或者金融业的模式，因此，强大的出口和较高的就业率就成功助其躲避经济危机的冲击。当然德国的运气相当好，它和另一个不受危机影响的大国中国形成互补，是整个欧洲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主要受益国，而且欧元贬值也同样扩大了德国的出口优势。

其次，早在十多年前，即2000年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时，就未雨绸缪地进行今天其他国家才进行的痛苦改革：削减国家开支，减少福利（失业者从领取32个月失业金减为12个月，失业者必须接受就业部门所提供的任何工作），“灵活”劳务市场规则——即低工资、增加劳动时间。从而创造了上百万月薪只有400欧元的工作（法国目前法定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目前德国约五分之一即740万人从事这样的工作。全球知名的西门子和戴姆勒公司把工资时间从35小时提高到40小时，而工资没有任何补偿。说起来，德国成功的秘诀和中国一样：低工资、低福利、长时间工作、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低汇率。

如果我们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检验德国模式，我们会发现，德国实现独立以来，不管是实行君主制、第三帝国时期，还是现在的民主时期，德国全都是强国。显然，制度因素在德国身上似乎微乎其微。或许德国实在是一个特例：这个民族过于优秀，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能扬长避短。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法德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国家、基督教国家，但70%以上的法国民众认为德国模式不可效仿，不适合法国——当然中国模式法国就更学不了。

当我站在巴士底狱广场，看到兴高采烈庆祝的人群，内心却一阵苦涩：法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将走向何方？这些选民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正用一张张选票把法国送上命运的不归路吗？都说权力需要制约，当今世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也算的得费尽心机和完备，只是民众拥有的权力谁来制约？谁又能制约？今天的法国无论选出谁来任总统都改变不了法国，唯一能够拯救法国的是变革制度。

想当年，二战后的第四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不得不请二战英雄戴高乐出山。而戴高乐的条件就是制订新宪法，终结第四共和，建立第五共和。新宪法的要义是加强总统的权力，以使得国家有执行力。当今天第五共和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时，其变革的方向恐怕是制约民众的权力。这既取决于危机的恶化程度，又一方面也取决于民众的觉悟。法国复兴前途之荆棘实难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