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约翰逊让英国人感受到了什么是命悬一线

笨G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班访问教授]

　　多年以后，当回想起善于言辞的小报记者鲍里斯·约翰逊的一生时，人们大概会记起他一头金色的乱发，与几段情事留下的六七个孩子。绝大多数人应当不会记得2016年6月末那个上午，在英国公投退欧成功之后，他在电视上颂扬“我们的人民”收回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这句话，在12月24日英国与欧盟就双方未来关系达成协议时，约翰逊又重新说了一遍：

　　“我们拿回了法律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国家的命运。”

（图源：Redbubble）

　　然而四年前的约翰逊不会想到，这场关于离开欧盟的戏剧实际才刚刚开幕。而三年之后成为英国首相的自己，也将很快会在这个职位上，陷入一场由全球流行病引起的更大的危机。所有人都不会知道，在之后的四年，英国公共媒体与政治讨论的核心将能被两个主题概括：退欧与新冠。

　　相比之下，人们也许会对鲍里斯的另一番话更加记忆犹新。“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你们必将会有亲人死去。”当鲍里斯2020年3月12日下午说出这一番话时，走在漫长退欧路程上的英国人即将经历另一场仿佛无穷尽的社会疫病。

　　那些四年前收回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的英国人中，将会有超过六万，因为这场疫病，在未来的9个月里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另外还将有近两百万人的生活，因感染了这种疾病而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

　　就在人们得知自己的亲人将会死去之后的第十一天，鲍里斯又发表了“你必须待在家里”的电视演说。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封城。正如他宣称要带领英国人通过退欧“夺回控制权”的演讲一样，鲍里斯的语言一如既往地充满煽动性。

（图源：路透社）

　　讲话中，鲍里斯宣布了他带领全国“抗击疾病”的计划：坚守在家，保护英国“卓越的医疗资源”，拯救“更多的生命”。当然，在这场战争中，前路将会“无比艰难”，“会有人不幸献出生命”，但这一切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

　　“我们正在不断加快发现特效疗法”，“我们正在成为疫苗开发的先锋”，“我们一定会共同战胜新冠”，“这个国家的人民会直面挑战，愈挫愈勇”。在这个充满着短促排比句的演讲中，鲍里斯双眉紧锁，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紧握在胸前，偶尔握拳轻击桌面，没有了他惯常讲话时丰富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为自己勾勒出了一幅战时首相的形象。

　　这场短短5分钟的电视演说一共吸引了2710万观众。超过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2446万观众的收视记录，成为当时英国历史上收视率第八高的节目。7周之后，5月10日星期日晚上7点，这个记录又被鲍里斯关于调整封城政策的电视录播讲话超过。这场5月10日的讲话，共吸引了2750万观众，取代了3月23日讲话，成为排行榜上的第八名。

　　相比前一次讲话，鲍里斯这一次的表情与肢体动作明显增多。他首先感谢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强调在英国，这种“自由被禁锢”的情形是“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未曾出现过的。“这个国家”正在面对一场“我毕生未曾见过严峻挑战”，虽然“死亡人数”是个悲剧，但是，“这个国家”却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损失”。如果不是“你们献出了自己的自由”，那么会有多达50万的人死去。“你们的努力与牺牲”，阻止了“疾病的蔓延”、“降低了死亡人数”、“减少了医院收治人数”。

　　除了稍显轻松的肢体语言外，约翰逊在其演讲中，用精巧安排的主语不但将英国惨重的新冠死亡从具体的病例转化为“死亡人数”这一整体性的数据，用“医院收治人数减少”这一统计数据的迷障，传达了“抗疫战争”初步胜利的讯号。同时还将这种“国家”从危难中走出的想象，同“我”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试图构筑一个奇理斯玛领袖的形象。

　　就在鲍里斯受到2750万观众的注目，宣布重启英国经济时，全英死于新冠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1855人。仅在英格兰，确诊新冠患者仍在以每日成百上千的数量增加，而其总人数已经是7周前的近10倍。

　　很快，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11月，全英再一次封城。与此同时，按照英国议会公布的时间表，退欧也进入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根据之前双方达成的协议，英国退欧过渡期将在12月31日正式结束，在原有框架下也再无延长过渡期的可能。

英国脱欧公投（图源：法新社）

　　这种命悬一线、千钧一发的感觉是近些年来英国政府贡献给选民们最大的礼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电影文化业萧条，这份“礼物”成为公众无聊的居家隔离日子中，最具想象力的社会娱乐生活。围绕退欧与否、危害几何、机遇几何、退欧期限能否一延再延等各类无解的问题，加上近一年来有关是否戴口罩、封城利弊、英国政府应对新冠效率高低等等新冠相关的话题，构成了英国公共讨论的全部。

　　然而，正如商品时代的绝大多数娱乐一样，这种讨论不为任何社会共同体负责。相反，它将共同体撕扯成了各自独立的意见阵营。实际上，与其将退欧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不如将其看做一场可供不断“消费”的媒体事件。

　　同样，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也更像是在处理一场公关而非公共卫生危机。与这种热烈的“民主”言说平行的，是政府行动的迟滞乃至缺失。

　　公共性的缺失是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一场制度性危机。

　　民主的言说无法及时转化为公共的行动，这不但令知识精英们针对“民主”与“**”进行的表述显得更像是在建造空中楼阁，更直接冲击了参与式民主合法性教条所提供的最核心的神话：即“公共空间” 为每一个理性的具有政治自主意识的“公民”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只有在有效的“公共空间”与保障下，“民意”才能通过“协商”的模式而得以形成，并为之后的政治行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同时，“自由媒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作为逻辑与道德基石，承载了参与式民主政治的理想形象。这种充分自主、不受制约的“自由媒体”被塑造为保障“民意”有效转化为政治行动的重要渠道，成为构成“公共空间”的核心机制。

　　该理想形象背后是一个目的论的、英美政治与媒体历史的自我叙述。通过书写议会权力的兴起、法治的建立、君权的衰退，并最终走向现代政党政治，英美政治史叙事创造了一条线性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目的论色彩的“宪制政府”通向大众民主的进化史。在这条线索背后，“媒体”作为“民意”的载体，成为这种线性进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社会动力。

　　然而，无论是在退欧问题上，政府屡次失信，还是在新冠大流行中政府用嘴抗疫、行动却极为迟缓的表现上来看，媒体非但未能通过“批判”来对政府行动实现“监管”，更未能对促进社会共识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实际上，从2016年退欧与特朗普当选，到这次新冠疫情中，英美政府不顾人民性命，专心塑造政党领导人个人良好形象的表现，这些民主机制失效、民主神话破灭案例无一不显示出了西方——特别是英美议会政党政治模式本身存在的遗传性缺陷。那就是，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其基本责任是赢得选举。而在任何危机中，其首要任务是积极通过公关式的话术，说服公众接受现实，进而实现危机中执政党的自我免责。

（图源：新华网）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电视的兴起，英美在执政党选举竞争中就发现了利用不同传播媒介，有策略地控制信息流动对选举成败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利用广告从业人士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政策宣传并影响“民意”的手段更是在一战时期便得到了有效探索与发挥。

　　到了21世纪头10年的末期，诸如脸书、推特、油管等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崛起，除了在资本市场上创造了几位极具影响力的亿万富翁新贵之外，更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竞选作为本质上各党之间的“影响力之战”，竞选团队更是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入到社交媒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大数据研究上。

　　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蜕变为选举机器。原本多党选举竞争中，由党派行政与意识形态纲领等宏大叙事传达的，旨在“说服”选民的叙事越来越弱化。选举机制中议会政党在选战期间发挥的“说服”功能逐渐被社交媒体上扩展“影响力”并“集赞”的行动取代。

　　同时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研究，为对个体进行精准心理行为分析提供了可能。关于这一现象，最重要的两个案例便是数据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通过大数据分析并对“民意”进行精准操控，并进而影响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与英国退欧公投结果。

　　在这一状况下，政党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塑造也越发接近“网红”式的互联网“意见领袖”。民主叙事中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动的、理性的“公民”，蜕变成了媒体政治中可被指导、易于说服、被动注视的、群氓式的“受众”，甚至是互联网文化中“网红”的“追随者”。意识形态与政策讨论也越来越被不同阵营“粉丝”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钓鱼”、“引战”、“洗版”、“互喷”等被统称为“trolling”的行为所取代。

（图源：法新社）

　　这种“互联网思维”引导下的民主政治讨论并不关心共识。而共识的缺位则让今天的英国表现的更像是那种“没有国家的社会”。这种原本仅仅在欧洲人类学家笔下，存在于非洲、亚洲和美洲，或者是中世纪前欧洲社会的“封建”国家形式，现在似乎更像是英国现状的写照。

　　在这一“没有国家的社会”中，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国家作为共同体的重要载体，远没有部门利益，甚至对抽象政治立场的依恋来得重要。同时，社会差异的存在也让互相攻讦变得几乎无法调和。今天的英国变得更像是19世纪中叶本杰明·迪斯累利描写的那个穷富之间互不相知、毫无共情，且生活空间全然不相交，仿佛存在于两个平行宇宙的社会。

　　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当迪斯累利1868年成为首相之后，他便大力推动“一国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以求消解日益增大的英国社会阶层矛盾。这种理念力求通过强调阶层互助，特别是社会上层对下层下渗式的扶助，在不影响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尽量通过税收改革的手段，加强对国家机构的建设，为社会中下层提供“社会安全网”式公共服务，以期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

　　然而，这种在英国国力如日中天时期提出的，以强化国家力量为核心，建立一个家长式强政府的政策方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遭动摇。着眼于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贸易主张重新成为主流政策话语。直至二战之后，处于经济恢复期的英国才重新“发现”了这一遗产，并重新赋予其建设战后福利国家的政治意义。

　　这段时期，一个以仁慈家长面目示人的国家重新站到政治前台。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与衰退之后，撒切尔主义对“一国保守主义”做出了颠覆性的再诠释，将之改造为一种“爱国主义”，并大大淡化了这一理念中通过强政府来调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核心理念。

（资料图）

　　吊诡的是，撒切尔时代这种政治上爱国主义、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恰恰开启了联合王国国家的自我衰亡历程。在此之后，英国社会则更加碎片化。到了2019年，“一国保守主义”更是成为鲍里斯上台后，形式上用来调和退欧公投后退欧派与留欧派之间巨大意见裂痕的话术。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虽然从形式上，鲍里斯仍会偶尔提及自己坚持“一国保守主义”，但是在政策上，“一国”则进一步名存实亡。疫情中的英国可能正在实践着一场国家作为一种“集权组织”，在没有外力征服的情况下解体的历史进程。

　　所以，不用再讨论什么退欧了。因为，与小报记者鲍里斯·约翰逊那奇妙的一生相比，关于国家与人民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