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联厂疫情暴露德国“发霉的角落”……

紫烟花

肉联厂成了德国疫情中心

62岁的叶海亚·苏赞为德国屠宰业联系廉价的东欧劳动力。不过，他觉得自己与这些工人将要服务的公司毫无关系。

“我们把他们送上小巴士，齐活儿。”苏赞在德国西北部城市居特斯洛的一家餐馆里告诉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这位劳动力中介身穿花衬衫，戴着金项链和手表。他有好几部手机，其中一部是金的。

“到了德国，他们会通过分包商找到工作。”他说，“然后替滕尼斯或其他公司干活。”

“其他公司”其实都是德国滕尼斯肉联厂的子公司。通过这种复杂的分包模式，滕尼斯得以规避对其员工恶劣生活环境负有的法律责任。

庞大的滕尼斯肉联厂坐落在距城市不远处，是欧洲最大的屠宰场，也是近来德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中心。超过1500名肉联厂工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导致50多万德国人重新陷入“准封城”状态。

“肉类加工业已成为德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的致命弱点。”《费加罗报》写道。

德国“德国之声”电台指出，肉联厂被视为特别适合病毒传播的地方，因为这里温度低、通风差。

该国与肉类加工业有关的群体性感染至少已发生8起，但德国民众的关注点有些不同。“德国之声”称，该国民众更关注肉联厂不透明的雇佣行为，以及相关工人远低于法定标准的生活条件。这些工人主要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他们拿着最低工资，从事艰苦的工作。即使是在欧洲大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跨国务工的脚步，这使得西欧人仍然有肉可吃。

英国《卫报》称，肉联厂暴发疫情前，德国政府已起草了新法规阻止德国肉类公司使用分包商招工，因为这么做有损工人权益，还带来了额外的问题：没人搞得清谁到了哪里工作，这给防疫工作制造了巨大障碍。

不过，法案尚未得到国会批准。肉类行业的游说团体斥责这一法案是“武断的歧视”。《卫报》指出，就算法案通过，生效也要等到明年，这意味着德国将继续面临难以追踪的疫情威胁。

在居特斯洛经营面包店的英琪·布尔特施尼德告诉《费加罗报》，几个月来，她一直在警告民众滕尼斯肉联厂有传播病毒的风险，因为工人从全欧洲被运送到此，几乎没人考虑社交距离，也没人戴口罩。“全镇都很担心。”她说。

“滕尼斯公司光彩夺目，但它的员工不是”

布尔特施尼德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改善这些工人的工作条件。2012年因病住院时，她与一名保加利亚妇女同住一间病房，后者向她讲述了肉联厂糟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德国之声”称，深受震动的布尔特施尼德发起了公民倡议，组织人们进行示威，要求改善这些工人的工作条件。然而，滕尼斯肉联厂没有什么改变。

“在德国的这片地区，肉就是钱。”《卫报》写道。

滕尼斯肉联厂的房顶上高耸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微笑的猪和牛，两头牛将尾巴缠绕在一起拼成心形，提醒人们谁是这里财富的源泉。

厂子坐落在雷达-维登布吕克镇的郊区，这座风景如画的小镇距离该地区的主要城市居特斯洛只有几公里。厂子很大，厂区内有一座能容纳4000人的足球场。《费加罗报》称，肉联厂老板、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克莱门斯·滕尼斯曾拥有一支德甲球队，他的公司是欧洲肉类行业巨头，年营业额超过70亿欧元，每年屠宰生猪超过2080万头。

如今，随着肉联厂关门、7000多名工人被隔离，欧洲农民忙于另找地方屠宰他们养肥的牲畜。

滕尼斯坦言，他在近50年前创立的公司正经历“存亡危机”。他公开道歉，但拒绝辞职。该公司曾表示，疫情暴发可能源于员工跨境旅行。

“滕尼斯公司光彩夺目，但它的员工不是。”《费加罗报》称，德国正在考虑要求这家公司对与疫情暴发相关的损失负责。

“这栋老房子是滕尼斯公司的员工宿舍。直到不久前，还有13名罗马尼亚工人居住在此。”布尔特施尼德指着到处是霉斑的墙壁告诉“德国之声”。大门是敞开的，但屋里仍然臭气熏天。陈旧不堪的老房子后面，一个集装箱房里摆放着一台旧冰箱，里面显然还储藏着肉。布尔特施尼德捂住鼻子说：“放在这里的肉都发霉了。”

要不是因为疫情，“没人关心这些工人的命运”

​布尔特施尼德在2013年第一次组织反对滕尼斯公司的示威活动时，没有人关注。现在，疫情让情况起了变化。雷达-维登布吕克镇上到处是警察、城市监管局和卫生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滕尼斯肉联厂和一些供应商的员工统统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肉联厂为此埋单，但克莱门斯·滕尼斯表示，出于数据保护的原因，他无法向卫生部门提供员工名单。检测人员只能拿着政府提供的不准确的名单，试图查明谁在工厂工作、住在哪里。“实际人数往往比名单上的多。”一名卫生服务志愿者告诉《费加罗报》。

肉联厂工人大多住在居特斯洛附近。从苏赞接受采访的餐厅出发走上几分钟，就能见到一栋工人宿舍。两个男人坐在3楼阳台上，抽着烟眺望远方。这些来自北马其顿的人告诉《费加罗报》，这栋楼被隔离了，从6月19日开始，再没有人给他们送过食物。他们无法给家乡的人打电话，也不能离开这栋楼，房间里没通互联网。

当地市议会成员、社民党人古德伦·鲍尔承诺关注此事，令布尔特施尼德感到一丝欣慰。她觉得，要不是因为疫情，政治家、肉联厂和当地人都不会关心这些工人的命运，所以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

苏赞还在继续向当地公司输送工人。他带来的每个工人都要交给他135美元的交通费和30美元的健康证明费，这些钱将由分包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苏赞说，他介绍的工人生活条件很好，那些让工人身居陋室的公司只是“害群之马”。

这一行业正在进行的改革可能淘汰分包商，但他不担心。

“总有后备计划。”苏赞说，“只要这些公司还存在，就有办法和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