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没有做教练愿望 意大利教练传统摧残儿童

新闻速递员

　　我的欧洲杯之旅始于意大利队科维尔恰诺基地外一个小餐馆。　　基地入口处是条倚山的小巷。我独自坐在巷角餐馆的角落，周围全是穿着科维尔恰诺教练员培训班制服的学员。国家队集训，学员们只能出外用餐。他们大多是前球员，一些人有着边后卫标志性的罗圈腿。被昵称为“轰炸机”的餐馆老板也参与其中。　　尽管我是唯一不穿制服的人，也没人和我说话，但午餐的气氛让我无比开心。足球是一种体育运动，但在运动场外，它也是一种身份、氛围和认同感。我的身份永远是那个在小县城的沙场上顶着夏日踢墙壁的少年，我和伙伴们无比骄傲于那个从未有客队造访的主场，在西边的太阳落山时，我们壮烈又疲惫地宣称，“就算AC米兰来这里也不包赢。”　　而我的认同？再简单不过——就让世界像足球赛一样一分为二吧！总比一片统一、弥漫、伪装成包罗万象百花齐放的无聊更好。我不喜欢英语的“比赛”Match或Game，更喜欢意大利语的“Partita”，后者才有分边而战的气氛——我的世界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一场必会结束、注定没有加时的比赛，在这场比赛里，我只看到喜欢和不喜欢足球的人，懂球和不懂球的人，热爱和不热爱艺术足球的人。　　很幸运，我妻子踢球，懂球，比我还热爱艺术足球。她建议我去科维尔恰诺培训班报名，“你未尝不可换个活法。”　　我稍作计算，若现在报名科维尔恰诺初级班，大约可在40岁时毕业获得高级证书。但我是否有做教练的愿望？　　我想起在莱切古城中心的餐馆里和泽曼的一段对话。　　“您从未有过执教捷克国家队的愿望？”　　“偶尔。出于抗议。”　　泽曼是足球世界的昆德拉，他不是荣誉满身的大师却独树一格，他很幽默却从不笑。我理解他的回答，我偶尔产生做教练的愿望，也是出于抗议。　　除了业余球员，我也做过领队。妻子踢过球的米兰竞技俱乐部，所有教练和官员都是志愿者，我是7人制女足队领队。赛前，我负责填写球员名单，收集证件送交裁判，球队热身时，我单独陪守门员训练。　　比赛时，两队的领队分别担任一侧的寻边员。而我每次想抗议的那个人，都是我们队的主教练，他从开场到终场都在我妻子身后喊，“玮！回防！玮！回防！”　　那时候我真的想做一名足球教练，我想对我们的中后卫说，你，出击到中线附近！对中前卫说，你，找机会套边，和玮灵活换位！对前锋说，你，回撤几步，帮助其他人插上！……　　但我一直沉默着。我知道，这就是意大利足球——哪怕是最基层的女足，意大利足球也不改其本色。我接受这个令人尴尬但着实管用的事实：天长日久，无论进攻欲望有多强的球员，在这种喊叫里，都会对阵型维护和攻防节奏形成较好的把握。看了恒大对东京FC的比赛，我妻子说，“你认为马德兴有没有能力看出来？这就是意大利教练的手笔，中国球队从没踢得这样紧凑过。”　　不想抗议的时候，我一点做教练的愿望也没有。我无法想象自己，从科维尔恰诺初级班毕业，在某个业余俱乐部的场边对一群小孩大喊，“回撤！回防！盯死他！”这时候我必定会想起和贝斯特的一段对话。　　“乔治，为什么爱尔兰足球制造过不少天才？”　　“因为我们没有教练传统，那个角色只会摧残儿童。”　　若是我心里有过那么一点点做足球教练的愿望，那也早被老乔治这话彻底摧毁了。　　我很开心地看到《体坛周报》出征欧洲杯的23人记者团名单。我记得每个球员的位置：滨岩1号门将，王勤伯9号半前锋。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是否有人知道，“9号半”和“1号”在《体坛》共事10年，聚在一起，这两家伙会谈些什么？我且坦白告知，场景从未变化：“1号”吸着烟，“9号半”故作忧郁；话题从未变化：一，我们要胜利；二，漂亮地取得胜利；三，让胜利成为独一无二的记忆。　　出发前去报道一场大赛时，我的确就像一名没有教练的球员。我寻找着自己的比赛，希望精彩地赢得胜利，也意识到求胜需要面对的巨大风险——我不喜欢做自己所报道的球队的球迷，在本队赢球时阵阵欢歌，输球时放送几声哀鸣——这样的输赢是最简单和庸俗的比赛，不是我的比赛。　　我的比赛，永远发生在一个没有客队造访的主场。当我坐在决赛场的记者看台上，就像自己也面临一场生死战，势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它能让读者在第二天乃至很久后回顾那场决战时，找到一份对等的激情。我不害怕即兴写作的风险。恰恰是足球教给我这样的胜负观，这世上没有谁能“包赢”，就像我常在记者席上陷入困境时勉励自己：“就算海明威来这里，他也不能包赢。”　　最欣慰的一刻，莫过于有读者说，“我想把你写的整版现场手记裱起来挂到墙上。”　　我想回答，“谢谢你，我们都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