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连载35：第5章温州之旅-第一次温州之旅上

塞纳双鱼

第五章 温州之旅

7. 第一次温州之旅（上）

    温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陌生的城市。了解一个城市，不仅仅是熟悉那儿的街道，更重要的，是熟悉那儿的人。这些年在巴黎和温州朋友打交道，我甚至都能基本听懂温州方言。在拍摄这个纪录片几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那位法国记者朋友勃盖一块儿去中国旅行，还特意绕了一趟温州，尽管这个城市，在任何一家旅行公司的旅游线路上都不会找到。和温州非法移民有初步接触的法国人，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离开家园，来法国经受磨难？他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家园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没有机会吗？我以前也向温州朋友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些不太认真的回答，比方说"法国天气好"，"出来玩玩"等等。但是也有人会认真地回答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把这句话翻给法国朋友，他们在玩味和感叹中国人的哲思的同时，还是觉得隔靴搔痒。还有的就是摆在诸多法国媒体上的现成的回答：逃避贫穷，被黑社会的人贩子欺骗离开了耕种的土地，被贩运到了西方，在地下工场里沦为当代奴隶……但是，作为和这些"当代奴隶"有过接触的法国记者，勃盖觉得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他的同行们在报章上描述的那种感觉。   

    那么，感受他们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自己到他们的故乡去看看？勃盖很是同意我的看法，我和他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一个暑假期间一起去了趟温州。我带着巴黎的几个温州老乡给的国内家人的联系方法和托付的钱物，登上了巴黎去上海的航班。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还受到一场盘问：进入候机厅前，一个穿着便衣的法国人冲我亮了亮警察证，然后诚恳地对我说，你大概是忘了申报5万法郎了吧？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我明白这位警官在虚张声势。法国法律规定，所有资金，包括外汇，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如果携带超过5万法郎的现金出入境，必须在海关申报，以防黑钱的流动或是转移收入，逃漏税收。不申报者，一旦查出，所带现金很可能被没收，还要被高额罚款。曾经就有过回国的温州老板携带巨额现金出关被查获的先例。这条航线上的临检率一直很高。我笑着回答道，我没有5万法郎。警官似乎有些不理解，一皱眉毛，怎么会没有？那么你带了多少？我说1000多美金，您想看看吗？我掏出钱夹。   

    这位警官换了副神情，冲我摇了摇头。8月份的巴黎，即使气温偶尔升到30℃，但那也是一种通畅的热，轻风阵阵。其他时候都是很凉爽的。受南面地中海、西面大西洋之赐，西欧气候之佳，也是它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的原因之一。勃盖是第一次去中国，在飞机上我就提醒他，得对8月份中国南方的热有所准备。他说自己都去过热带的非洲，不用担心。从上海转机到温州，已经是晚上。那年温州机场刚刚修建不久，大厅里服务台内只有几个公用电话。大家都挤做一堆，争打电话。一个人拿着电话大呼小叫，边上几个人就脸冲脸地等着，话筒一放下，前后左右就会伸出数只手去摘，动作慢一点，话筒已经在别人手里了。我也要给一个联系人去电话，问预订了哪间宾馆。开始我还试图排队：也就是紧挨在一位打电话的老兄身上，希望别人意识到并承认我是先到的。但很快发现这不奏效，电话一放下，立刻有胳膊伸出，甚至是从我的腋窝下伸出，把电话一把抓在手里。而且，对我的愠怒毫无反应，我就是在他脸旁十厘米处瞪眼，也不会影响他专心致志打电话。   

    我于是也加入快速伸手的游戏，直到听着打电话的人像是快说完了，就伸手去接话筒……然后另一只手捏着三毛钱，和其他数只手一道，争着往皱着眉头的服务小姐的鼻子尖下伸，让她收你的钱给开电话线。这时如果计较风度，就打不成电话。法国佬勃盖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打完电话，我气喘吁吁从人堆里挤出来，让勃盖别奇怪，中国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大家谁也不瞒着谁什么，所以打电话也就不用避人……作为西方人，他一定能独家发现这里的很多地方特色：当时的温州机场，是我所经过的机场中最不守秩序的，比起中国其他地方来，温州人就是少些守秩序的习惯。勃盖问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教育吧。"那学校里就该多进行教育啊，"勃盖说。"可是现在在中国上学，效果只能是耽误赚钱。所以得在赚钱和受教育之间做个选择。"我们开着玩笑，以保持良好的情绪。尽管勃盖有所准备，温州的热还是给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一出机舱，像是从冰箱一下给闷进蒸笼里，凉热的强烈反差就让浑身的毛孔一乍。勃盖明白了，原来中国的热是这样的，热烘烘的空气又湿又闷，厚重得让他觉得像是裹了一床潮热的棉被。   

    那几天温州的天气预报是39℃。他说应该把这个天气切割下一个立方体的样品带回法国，让大家轮流在里面待一待。原来，那些非法移民把来法国的原因归结为"法国天气好"不是开玩笑啊。我说，那可是个很认真的玩笑。出了机场，我们立刻被出租车司机围上了。我和司机们讨价还价后，定下了一辆富康，招呼勃盖上车。他有些迟疑。问我刚才是不是和人吵架？不知怎么，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不自觉地恢复了大着嗓门说话，举手投足的动作幅度也大起来，勃盖看来不能理解这种略带夸张的中式交流方式：的确，在法国，他也只见过我和大家一样，用退后半步就听不清的音高，和别人斯斯文文地说话。我告诉他，我和司机们没有任何不快，完全是正常的谈判，他们出的价太高，我还了个价，然后他们坚持加十块钱，并一致对我从外国回来还计较十多块钱表示不满，都在那儿帮腔。勃盖有些兴奋起来，可算是感受到文化的不同：同样的情形，要是出现在法国，就是五六个人把一个人围住，并你一嘴他一嘴地大声嚷嚷，路过的人非得报警不可。   

    可是上了车，他又有些怀疑：真的没和人吵架吗？要么就是这个司机厌烦外国人？他坐在后排，这会儿得用双手紧抓前面的椅背，才能维持身体平衡。也难怪勃盖，比照法国人的开车方式，我身边20多岁的出租司机，与其说是在开车，不如说是在撒野。他开着大灯，在路两侧甩过来甩过去，从左超车，也从右超车，超前面正在超车的车。大拇指像是粘在了喇叭摁钮上，一路鸣笛。机场高速公路看来还在修建之中，大灯光柱里时时可见未完成的路段，也经常冒出堆着的建筑材料，司机的处理就是一次次急刹车。正前方出现了两道光束，但我们的司机似乎是下了决心要向来犯者一头撞去，在路当间毫不减速，对面的光束晃得我都睁不开眼了，司机才猛地一打方向盘，两辆车几乎就是在接触前一刻呼地交错而过……我回头跟勃盖说，看来这儿的车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你才这么开的。开出去几公里，开始堵车了。司机一打方向盘，下了路基，上了田埂，亮着大灯，在田埂上搅起一路烟尘，出租车成了越野车。我在反光镜里看到后面有车也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很快就和我搭话了，说你们说的不像英语，我告诉他后面坐了个法国人。他马上说自己有朋友在法国，但真正的法国人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我们踏上温州的地面后碰上的第一个交谈者，就曾想过去法国，不过觉得路费太贵了。勃盖听了我的翻译，问他为什么想去。"法国好呗。""好在哪里？""大家都说好。钱挣得多啊，钱多，不就什么都好了？"勃盖问我，估计司机在温州能挣多少钱，我说得问问司机。   

    勃盖很小心：这样的问题能问吗？我刚一开口，司机便给我报账，说买车、上车牌就花了十五六万，借钱买的，每个月能进个五六千，一大半用在还债了，养老婆孩子得花多少多少，两边的老人逢年过节总得孝敬孝敬吧，朋友之间人情来往也是免不了的，要是碰上点事，交警一罚，又得搭进去多少，等等，剩下千把块不到。听他的口气，干这行是倒了八辈子楣。勃盖很惊异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能如此自然地谈起个人的生活问题。这在法国是难以想像的，个人的家长里短不会成为朋友聚会的话题，更不会被陌生人用来交流感情。法国人总有种印象，中国人很封闭。因为文化、语言和社会层次的不同，法国人很少和中国移民接触，大多数华人也只是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介入法国的公共生活。于是法国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呆板、封闭、隐秘，给人的感觉是你还在十步开外，这儿就赶紧关门闭窗，然后再躲在门缝后眯个眼打量你。在温州，勃盖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印象，他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是相当敞开的，甚至敞开到不习惯过问他人生活的法国人感到别扭的程度。20多公里的机场高速路终于在勃盖的提心吊胆中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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