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连载6：“巴黎南郊的小街”

塞纳双鱼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


6. 巴黎南郊的小街

1997年2月的一天，巴黎南郊贫民区一条冷落的街道，上午10点来钟，不是上下班的时候，行人更是稀少。一辆破旧的双开门的黑色标致轿车，拐进这条街。车子在路边的一扇铁栅栏大门前迟疑了一下，又继续向前开去，在20多米远处停下了。透过铁栅栏大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小院子和一幢老旧的灰砖二层小楼。窗户外面铁制的护窗板都紧紧地关着，处于一层的车库门上斑斑驳驳，杂草沿着几米长的碎石小道一直长到门下。铁栅栏大门上也爬了些藤蔓，门内侧的信箱里塞满了各色广告。看上去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黑色小车停下后，钻出两个人来。一个高个子法国人，肩上沉甸甸地背着个大旅行袋，一个中等个儿中国人，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朝近处的一个电话亭走去。

    一会儿，那幢小楼一层的车库门被拉开一条小缝，探出个脑袋来，也是个中国人，二十四五的样子，他四下看看没什么行人，便向不远处的那两人招手，并且动作很快地侧身出来，给铁栅栏大门开锁。那两个人匆匆过来，见面也没问候一番，便一个接一个钻进车库。车库门关死了。小楼又恢复了无人居住的外观。在这个颇有警匪片氛围的场景里，先出现的两个'角色'，是我和法国摄像师阿兰。那个出来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是一个从温州偷渡来法国的非法移民，叫高晓蒙，他在我们身后迅速地把车库的门锁上，过来和第一次见面的阿兰握手。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沉沉的摄像机和一盏照明灯，四面打量着：车库已经被改造成了仓库，数根长长的金属杆从高到低，被固定在车库的两侧，挂满了一排排的裙子和裤子，占据了车库里的大部分空间。地上堆着些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袋口里露出已经裁剪好的布料。我对神情颇为兴奋的阿兰说：'好了，你现在就置身于一个典型的中国黑工场中了。'

    这幢貌似荒芜的旧洋房里藏着活跃的华人地下经济的一个据点，也是法国警方竭力扫荡的对象。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从小街上转入这个隐秘的世界。但是，我知道，是四五年的努力，才让这个角落给摄像机拉开一条门缝。20世纪90年代初，我给自己在法国的生活增添了一项内容：留心身边一张张黑头发、黄皮肤的非法移民的面孔。我很快发现，建立初步的联系并不难：只要去巴黎20区的BELLEVILLE街区，被华人译为'美丽城'的巴黎'唐人街'，就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打照面。在巴黎华人组织的一些节庆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个来自浙江省温州地区的年轻的非法移民。在法国的华人都知道，绝大部分非法居留的中国人都来自这一地区。从这几个熟人开始，我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老乡的圈子，原先只能在媒体上零星见到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呆板面孔，在我的眼里渐渐地生动起来。两三年后，我开始作为记者和独立导演，干起了拍摄纪录片的活儿。

    如何把身边的非法移民生活转换成纪录片，成了我头脑里萦绕不去的想法。产生这个想法，并非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黑移民的'阅读'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在中国被忽略的非法移民话题，在移民的目的地却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对待：法国各类媒体对此问题的反应，时时达到全民动员的程度。这个问题居然数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焦点。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市镇的各个层次的竞选中，不涉及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竞选纲领。极右党派，开宗明义就以反外国移民为旗号，作为主要的政治经营范围。而极左翼的政治组织，又以无条件大赦天下非法移民作为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器。街头上推陈出新的口号、国会里慷慨激昂的演说、报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日趋严厉的法规、兴师动众的抄查、哭天喊地的遣返、激烈的抗议游行……在全法国都在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异族人兴奋着的时候法国5500万人口，有500万外国人，其中不包括已经入了法国籍的外国人。可见法国人口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媒体与政治必争之地的一个中心地带，于是就很难满足于只当一个旁观者了。我同时又发现，尽管左右两大政治力量对移民的认识不同，企图贯彻的移民政策也不同，但很奇怪的是，见诸报刊、反映这类不同观点的文章，却时常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着全然相同的描述。他们大都被描写成一群群穷苦的农民，被黑社会欺骗，离开了土地，被贩运到法国后，又被分发给地下工场，在暗无天日的黑工场里为蛇头和老板工作几年甚至十年，来偿付巨额的偷渡费，自己不见一分钱……我的法国记者同行们难以接触中国非法移民这个圈子，又必须满足公众的了解和心理需求，于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在16、17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好莱坞警匪片的基础上，创造个现代法国版。我曾和认识的法国记者开玩笑，说他们把蛇头想像得太好了，居然还肯做赊账的买卖：让他们的客人通过劳动来'分期付款'。而且，不仅包把客人送到，还包找工作。我告诉他们，实际上，抵达法国后，蛇头永远是一手交钱，一手才把客人交给他们的家人领走，大多从此再也不打照面。

   

塞纳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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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到了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蛇头也好，黑工场老板也好，谁对非法移民都没有从经济到人身的控制力。这是个移植到法国的温州的乡村社会，而不是由黑社会的网络织成的群体。这个群体里的黑移民们，虽然遭受经济剥削，但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控制群体成员行为的，仍是温州乡村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蛇头或者'教父'之类的黑老大。而且，也不是饥寒迫使他们踏上险恶的旅途，而是创业的雄心。我的这些口头论述，总是能激起不小的兴趣，但只是局限在熟人圈子里。法国记者实际上很注重调查。但语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温州非法移民社群的隐秘和历史的短暂，使得他们很难直接进入到这个群落里进行调查，于是便只能去接触那些能和中国黑移民接触的法国人。但这样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弥足珍贵。比如，上面提到的美丽城华人街，有一位老住户，保罗先生，就成立了一个协会，开班教温州人学法语，并给他们提供翻译服务，也给黑移民提供通讯地址，从而使他们能和政府部门或是社会机构联系。

    他的协会在美丽城街区的一条小街上，门口经常可见一堆堆的中国人，大声嚷嚷，乍一看还以为是中国人在集会。他给温州黑移民提供的这些服务项目，一方面按市场价格收费，同时还获得了政府公益事业的资助。保罗先生的职业和社会身份，使他成为深入温州黑移民社群的法国人。于是对中国非法移民的报道出现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从电视到报纸到广播，各路记者，全来穿保罗先生这个针屁股。而保罗先生本人，则是奴隶贸易现代版和黑社会说的坚定的宣传者。这样，报上不仅出现了集中营般的华人地下工场，还有名是中餐馆，实则是向各黑工场分派'黑'奴的转运中心……

    除了保罗先生的见解，还有另外一些很刺激的说法在流传着。比方，说中国人多是悄悄地找一个隐蔽的角落处理掉死亡的亲属，由一个黑移民将死者的合法身份接过去。根据传言，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到了不仅使中国城的街道上四处走动着死魂灵，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这个传言的起因，正是比法国平均死亡率低很多的华人社团的死亡率。一处华人集聚区的区政府行政人员在电视采访时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也许中国人发现了长生不死的秘密……华人低死亡率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初具规模的社团，平均年龄本身就低。当时踏上法国土地的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远不是归死亡率统计的对象。以后源源不断补充进来的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移民也基本上是青少年，这个社团不断地经历着'年轻化'。不少老人，到了迟暮之年，就回乡叶落归根，增加原籍国的死亡率去了。

    如果人们和自己的思考对象处于隔膜状态，却企图去分析和想像，多会得到荒诞的结果。我发现，我对华人黑移民圈的了解已经很深入，这些让外人困惑的现象，对我而言答案很了然。而且，我已经能够从黑移民的立场出发，把握他们的反应。我知道，对市面上郑重其事流传的死魂灵一说，他们肯定觉得可笑。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华人的非法移民圈中，是有人顶着他人的名字，打工、开业甚至结婚生孩子，通常情况是，一个合法的东南亚移民决定彻底返回故里，就将自己的护照、身份证、工资单、社会保险、汽车驾照等等全套身份资料，卖给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长相类似的温州黑移民。但是这种情形少而又少。一是因为很少有人放弃法国的居留证，二是年龄相仿长相类似的潜在买主总是极为谨慎。首先是风险太大，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上被识破，制造和使用假证罪，会使他在法国成为终身黑移民。顶别人名字一天，这个威胁就存在一天。同时，他必须在绝对相信卖主既无犯罪前科，又无债务纠纷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购买。

    否则，花上十来万法郎--相当于十多万人民币法郎和欧元的折汇率为：1欧元=6?56法郎。买来的可能是牢狱之灾、司法的纠纷和沉重的债务。但是，实际上是无法对卖主做这样的调查的。而且，如果碰上的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他可以在收下钱，把一大包资料交给你之后，转身去警察局报失或报窃……十多年来，靠买名而生的人我认识了一个。一个年近30的温州人，在亲戚的介绍下，买了一套一个已经获得法籍的越南华侨的身份资料。后者保证自己回越南，不再踏上欧洲一步。这位一夜变成法国人的温州黑移民，首先做的事是苦练越南人的签字，一直到和原作看不出什么差别的地步。他终于开起了自己的餐馆，通过一次报失补办，自己的照片也贴在了一本全新的法国护照上。他在这个越南名字下结了婚，生了儿子。一切看来都很顺利，直到几年后的一天，他去银行汇钱，惊异地发现户头里的几十万法郎已经全部转往东南亚某国。当银行人员把转账资料拿出来时，他看到和自己的签字一模一样的笔迹。但他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差别：那是原作，仅仅是某些笔画的轻重不同而已……

    这类买卖价格高昂，但有价无市，难有卖主，也难有买主，成交者屈指可数。买活人的身份尚且不敢，继续使用死人的身份，风险更是大得无边。隐匿一个老死家中的老人的死亡没有意义：他的身份没法转给一个最多不过是40多岁的非法移民。而在法国这样一个社会管理健全的国家，要想永远隐匿一个有年龄相仿者的青壮年的非正常死亡，难度可能不低于杀人潜逃。在今天的巴黎听到这种华人毁尸灭迹的流言，让我更明白了些为什么在100多年前，对外国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会传说西方传教士挖小儿之眼炼银子的故事。我曾在巴黎一家很有实力的新闻社谈拍摄有关温州非法移民的纪录片的设想。这家新闻社专门在全世界拍摄社会冲突题材。新闻社老板，也是总编，很感兴趣，特意安排他的助理约我讨论。这位助理很兴奋地问道：你是要拍华人黑手党吗？能不能拍到华人藏匿死人的秘密？……这些经历，都促使我不愿只停留于一个观察者，尤其是我明白，自己处在一个优越的观察位置上。从这家新闻社出来，寻找制片人虽然没有什么进展，把自己时常打照面的现实表现出来的愿望却更加强烈。

    但是，我碰上的花去我四五年时间的问题并不在此。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很谨慎地提到，能不能拍摄一下地下制衣工场，或是一个黑移民的家庭作坊时，那些让我'参观'的温州黑移民朋友们都是很直截了当地说：'算了，算了。'我完全理解这种反应，对他们能让我涉足他们秘密的领地，已是心存感激了。他们的存在就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的行为，不论是雇黑工还是被雇来打黑工，都是违法的。他们违法的目的是为了谋生或是发财，这也是他们涉险犯难，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的惟一目的，怎能为了在他们看来至少有些莫名其妙的我的职业成功，自己去冒断财路和生路之险呢？要知道地下工场，在高税收高福利的法国被视为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正是警方着重打击的对象。一旦查着，不仅货物和设备全部没收，而且黑工场的组织者还将被罚以巨款，送进大牢。而且，这样可怕的消息，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也在温州人圈子里传着。谁谁的衣工场被抄了，亏了多少钱，多少工人被抓了，谁谁又因此被判了一年半的刑，居留证也被取消了，出狱之日，就是遣送回中国之时，等等。

    我相信，任何保证被拍对象匿名性的许诺，也不会激起他们上电视的兴致。何必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就是为了去丢脸吗？--对于很多温州老乡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丢脸。在我腼腆的提议被直接拒绝后，我总要为自己的目的进行一番解释，说我构想中的影片，是为了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梦想和失落，至于他们的存在和劳作是否违反了哪条法国法和国际法，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解释说这不是丢丑，相反是给人一个真正面对他们、认识他们的机会。但这些辩解仅仅是为了自我澄清一下，并不寄任何说动对方的希望，而且，似乎也引不起对方倾听的兴趣，我也就知趣地结束话题。记得国内播过一部反映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影片，其中有一段也是表现了一些非法居留日本并干些违法勾当的人物。播放后这些被拍人物起诉导演，声明这些作弊赌钱的场面是导演请他们帮忙，作临时演员的摆拍。说好播放时在脸上打马赛克，结果这个协议没有被导演遵守，这个片断于是被当做实拍，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这些临时演员被人等同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这个涉及纪录片的基本职业准则的指责，该片导演辩护说，那不是摆拍，就是实拍。至于怎么能够做到实拍，导演的解释很明了：这些违法分子们是满怀诚意，不请自来的。他们听说有人要拍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为了影片的成功，主动找到导演，请求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曝光，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全面地表现中国人在日本的生活，为此不惜在电视上自首，自断财路，自毁前程……我只能感叹自己当年没那么好的运气，碰不上有如此境界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黑移民。但是眼里看到的、一天天在身边流逝的生活，总在脑海里顽强地浮现成画面，电视记者的职业感让我无法放下这个既能表现非法移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又贴近时事的题材，于是这个念头变成了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