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连载5：“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和“转机

塞纳双鱼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


4.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

为了不引人注意，去工场拍摄只有我和摄影师阿兰两人。摄像机也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还特意将车停在离工场二三十米远处。当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十来公斤重的摄像机时，晓蒙和工友们很感兴趣地围上来，轮流看了一遍取景器。阿兰揿下按钮，就着改装的仓库拍下了一些黑工场的画面，这也许是法国电视史上第一批华人地下工场的电视画面。30出头的摄影师阿兰跑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泰国长期工作过，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法国人的矜持。我曾有过担心，这个扛着摄像机的白人会不会让工人们感到不自在。一个摄影师，很自然地希望拍摄的画面能体现自己最好的水平，免不了要求外界做适应他的镜头的改变。

    一次拍摄不成功，便会要求被拍对象配合，再来一次。拍完一个镜头就置身事外，也是休息一下，等导演安排下一个镜头。和人物交流并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我明白，仅是这样的职业习惯，就会破坏我们和工场里这些特殊的被拍摄对象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没有一个工人有过面对媒体的经历，如果阿兰过于职业化，就会使工人们感到别扭、不快甚至是屈辱，影响他们的配合。

    但是，阿兰消除和工人之间的陌生感之快、之自然，出乎我的意料。他很随意地接受晓蒙递过来的茶和水果，就着工人们可怜的法语和他们比比划划地交流。看着周围为了隔音而用床垫蒙上的窗户，大笑着夸老板够狡猾。阁楼上的电视机里放着租来的香港功夫片的录像带，阿兰又给工人们解释飞檐走壁的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对这些年轻黑工的生活，他流露出由衷的关注，言谈举止之中，给人一种骨子里的平等感觉。

    我觉得这位法国摄影师身上有一些特别之处。阿兰和我聊起他的青少年时代，原来他曾经是屡进警察局的'问题少年'，一段时间还靠零售大麻来赚些零用钱。在他成年之后，干上了摄影这一行，却不愿意继续留在他的祖国，便径直去了泰国工作，并且和一个泰国女子成婚。几年后，这场跨国婚姻宣告失败，阿兰返回法国。也许，他的性格，和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有关？总之，我相信自己选择了最合适这次拍摄的摄影师。我们初进黑工场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法国人阿兰成了工人们熟悉的哥们儿。尽管摄像机头上表示处于摄制状态的红灯正亮着，大家还是随意地走动、说话，还对我们开玩笑。这第一台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几乎被大家遗忘了。
                                                      

塞纳双鱼

回复 塞纳双鱼 的帖子

5 转机


    转机就来自于刚才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晓蒙身上。他从温州乡下偷渡来法国，是来投奔叔叔的。我在他叔叔高老板的制衣工场里第一次见到他，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制衣、餐馆，是法国的温州社团最主要的行业。全巴黎大区至少有数百家温州华侨开的制衣工场，任务就

    是将服装批发公司裁剪好的布料缝制为成衣。温州移民社团的一大半成员，也是以替制衣场打工为生。高老板来法国已有十来年，有合法身份，他的制衣工场开在近郊，是合法的，手续齐全，四五十平方米的场房设在一层，一目了然，五六个正在踩缝纫机的工人也都有居留证。高老板给我端来杯咖啡，盯着我的眼光透出神秘和得意，问道：

    '我这儿还行吧？'

    '还行。这么几个工人，你都申报，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这么几个工人？想不想看看？'

    我当然不会反对。高老板让一个工人挪开，掀起地上的地毡，又掀起一块盖板，露出一个入口，有楼梯通下去，里面透出灯光，原来我的脚下别有洞天。地下室和上面差不多大，墙角上一道粗粗的金属通风管，解决了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七八个工人的呼吸问题。他们时不时说笑，但手脚从来不停，缝纫机声此起彼伏。这七八个工人，全是没有居留证的黑移民。高老板把他的侄子晓蒙介绍给我，告诉我他刚来法国。20多岁的晓蒙长相很帅，身体强健，脸颊上有道一厘米长的伤疤，是刀子留下的。同类的伤疤在他身上还有几处。

    他很乐意谈他的过去，以自己在老家打架出名为荣。他不仅不通法文，连汉字都识不了几个，他小学都没毕业，很早就在老家的村子里东游西逛，而且，经常卷到与邻村青年的斗殴中。他爸爸在老家的江边做翻修船舶的生意，找到旧船翻修时，就会雇十来个工人，并不需要儿子作帮手。儿子在外面游手好闲，呼朋唤友甚至打架斗殴的嗜好成了父亲心头的忧患。他听说温州人到了法国只有老老实实做工，而且赚了钱很快就能自己作老板，便认为儿子的前程在法国，于是凑足了一笔钱，送晓蒙偷渡到法国，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管教。

    晓蒙在他叔叔的制衣工场里干了半个月了，操作缝纫机还是不熟练，费半天劲缝完的衣服，从烫工的熨斗下一过，立显领子不正，裤兜歪斜，就得返工。晓蒙成了工友们在劳累之中取笑开心的对象。他手指上还缠着纱布，是因为不留神时，手指随着布料就推到了缝衣针下。制衣场的缝纫机都是电动的，用右膝盖外侧顶一个小把手一下，针头就高速地运动。据说大多数工人在初学时，都有晓蒙这样的被针头在指尖上打洞的经历。一个月后，我又在高老板工场的地下室里见到晓蒙时，他俨然是个熟练工人了。布料流畅地从针头下流出，半成型的衣服很快在脚前堆起来。晓蒙的进步，也多亏他叔叔管教严格，每天都让他做十多个小时的工。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出去自己挣钱了。

    他叔叔工场的生意不稳，工钱也就不很好，而且，温州人也不愿老在亲戚家做工，好像总是受人照顾似的。晓蒙出去找工作。挣钱好的工作没找到，但很快结识了一帮和他年龄相仿的温州朋友。他做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却挺爱和他的朋友谈如何去做大生意，也爱帮朋友的忙。自从在他叔叔那里认识他后，我的事就没少过，主要是因为他的朋友多和他一样，见到法文就发晕。而法国又号称'文牍国家'，上班的地方只是领工资的地点，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面的分支，完全由个人直接面对：警察局、市政府、劳动管理局、社会保险局、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税务局职业税处……还有房东，都是以信件的方式和个人联系。我也有忘记填写这样或那样的表格，而收到由挂号信寄来的罚款警告的经历。可以想见一个不通法语的温州老乡还总是收到间有大大小小的空框的行政表格或者信函的惶恐。晓蒙时常约我去咖啡馆，他的朋友带着一大包文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不过，如果是整理像晓蒙这样的被排斥在法国的社会系统之外的人的文件，也花不了很多时间。这些不懂法文的温州朋友，对所有进入信箱的字纸都不敢怠慢，永远是照单全收。

    我首先将各类广告、竞选宣传或是免费市镇小报等清除出去，剩下的与他们相关的信件也只有少许的几封。我会简明地给每份文件的大致内容注上中文，便于他们以后收到同类字纸时可以做个对照，能举一反三，如果是表格，我也会帮他们填写。需要的话，我会帮着写回信，并指明落款的地方。如果实在着急，我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去有关地点做同声口译……他们还有各色各样的问题，涉及法国的行政、法律，我尽我的了解给予解释，相信帮他们避免了若干种不菲的'中介费'。比方有人的亲友打黑工被抓，就有中间人开价若干万法郎包打官司，解释是自己是律师的铁哥们儿，而律师又是法官的铁哥们儿；或者是花五六千法郎，换取一份通讯地址担保书，参加某某协会的证明书，等等。这些原本没有价值的证明之所以贵，是因为据说只要拿着它去警察局申请居留证，警察一见落款，马上就会毕恭毕敬……在听了我对法国的情况解释之后，听众们都很愿意采纳我不要花冤枉钱的意见。

    然后他们会用家乡话悄悄问一声晓蒙：'你怎么认识的这样的朋友？'晓蒙多是很得意：'我这个人，别的没有，就是朋友多。'我的这类工作，可能使中国城街头的几家翻译社失去了很少的客人，却使我结识了许多温州黑移民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晓蒙这种打工之余和朋友清谈生意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他在国内的父母和法国的叔叔就决定对他再次实施干预。起因是两件事：一是他和一个工友发生了冲突，他旧性复发，一拳把对方打晕了。他叔叔为此赔了一万法郎。二是他的一个来自北京的好友向他提议做生产纸饭盒的生意，说这是国家级的专利环保产品，而且已经和国内的几条铁路干线签下了包销合同，每年能稳赚几百万人民币。这位好友坚决地要把这个商机留给晓蒙，让晓蒙的父亲在温州筹资办厂生产。他随时可以把机密的市场调查报告和包销合同从国内调来给晓蒙过目，但是为了避免晓蒙把作为中间人的他和他国内的联系人甩掉，需要晓蒙出五万人民币，以示诚意，后来这个诚意费又降到三万……晓蒙连骗带逼，让他父亲给这位好友的国内的联系人汇去了三万块钱。

    市场调查报告和合同没有看到，连那位好友也从此没影了。晓蒙当时和一个来自温州地区丽岙镇的叫晓晓的女孩认识不久，结识地点也是在一同做工的制衣工场里，两人正在拍拖。高老板找到自己的侄子，向他转达了他父亲让他立即结婚的严令。而且高老板说晓晓初中毕业，做工勤劳，配他绰绰有余。高老板也认为必须让这个孩子有个家，否则没准又会弄出什么事来。晓蒙的婚礼办得很红火。他父亲和叔叔都花了不少钱。婚宴在巴黎一家很上档次的中餐馆举行，十多桌酒席，晓蒙和晓晓的亲戚朋友济济一堂。我也是被邀请的嘉宾之一。酒楼入口处摆着几个大花篮，宣布他们喜讯的大红布告高悬。每个来宾都在一个留言簿和一个红绸布上签字，然后掏出自己的份子钱。有两个人管收钱、记账，谁给了多少钱，都当面点数后记在一个账簿上。作为朋友出的份子，按规矩是至少1000法郎。新郎新娘都有制衣工场的工友前来，每人都得花掉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工资。但是在温州人之间，这笔钱不是白扔的。收来的礼金，在人情交往中一笔笔都要还出去。

    这种机会多得是：结婚，生日，过寿，满月，回国等等。账面上笔笔清楚，就是为此准备的。两个摄影师忙前忙后。一个拍照片，一个拍录像。他们已经跟踪了新婚夫妇一整天了。从早上8点多开始，小轿车就载着新婚夫妇在巴黎周游，埃菲尔铁塔下的草坪、协和广场的喷泉、塞纳河畔的石阶……盛装新人的工作就是辛苦地逐个在著名的景观前，摆出各种恩爱的姿态。巴黎有几家专为华人服务的结婚录像公司，生意兴隆。晓蒙和晓晓都是非法移民，自然也就没法办理结婚的任何行政手续。但是，在亲友眼里，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夫妻了。小两口在郊外租了间小房子，买了两架二手缝纫机和一架打边机，就在家里接活儿。晓晓很快怀孕了，他们和所有的适龄老乡一样，都急于在法国生下个孩子。我自然少不了陪他们去了几次医院的妇产科。他们生了个男孩，法文名字叫朱利安，中文名字，是远在温州的爷爷起的，叫思华。

塞纳双鱼

回复 塞纳双鱼 的帖子


    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晓蒙见面，只在电话上联系过，听他说和晓晓做工很辛苦，活儿多时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但也经常没活儿干，个把星期一分钱挣不着。因为郊区交通不便，没事儿时就在家中待着，看租来的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录像带。我去看过他们的儿子，朱利安?思华?高，是个虎头虎脑，一逗就笑的小子，非常招人喜爱。晓蒙感叹收入微薄，又添了个儿子，房子是从一个同乡那儿租来的，房东知道他们没居留证，没法在正常的租房市场上找到房子，而且，又是要在住处做工的，所以就把住房租了个商用房的价钱，地处远郊，30平方米不到，要价是4000法郎，比正常价贵出三分之一。个把月后，晓蒙打电话告诉我，他和晓晓换地方了。他的一个同样是黑移民的堂弟，在郊外办了一个全黑的制衣工场。温州老乡所谓的全黑，就是找个隐秘一些的地方，放上机器，招上几个工人躲进去就干。不像晓蒙叔叔的工场，还有个合法的门面，有几个合法的工人撑着。晓蒙退掉了住房，和晓晓一起搬到全黑的工场里，把自己的两架缝纫机也带过来，给他堂弟打工了。

    我和晓蒙20多岁的堂弟也认识，他并不反对我去他全黑的工场转转。工场就设在本章节开头出现的那幢破旧的二层洋房里。连晓蒙夫妇在内，有十个人，五男五女，除了一个女工30出头，其他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小洋楼的一层是车库，被改成了存放成衣的仓库。烫衣间设在地窖里。第二层有三间房子可以做车间，再上一层即是阁楼，被改造成集体宿舍。租金贵得让我吃惊：每月1?2万法郎，郊外这样状况的房子，正常的租金，该是8000多法郎。年轻的小老板告诉我这还不算，他还付给黄姓的华侨房东3万法郎的'顶费'，好像不是租一套空住房，而是接手一个生意似的，因为房东清楚地知道他们租房要干什么。小老板又花了5000法郎，借来张身份证和房东签了租房合同。按照法国的法律，在房子合法租出以后，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房东都不再负责任了。小老板接受了房东的价码，是因为他在考察了这座当时被弃置的破洋房后，觉得是处开黑工场的理想地点。我上到阁楼，见30多个平方米的阁楼被一道厚重的黑布简单地一分为二，一边归男工，另一边归女工。

    两边各有四张海绵床垫，垫子上被褥胡乱散放着，男工的床垫边，除了几本法语教材和练习本外，还赫然摊放着两本《藏春阁》 成人画报。阁楼的一个角落被一道双帘的布幔隔开：那就是晓蒙夫妇的空间。里面一张双人床垫放在地上，一个小床头柜上放着小朱利安的照片：因为工场很脏乱，晓蒙夫妇又得做工，才九个月的小朱利安被交给一个专带华人小孩的葡萄牙裔的老太太抚养。只是老太太住在巴黎另一侧的远郊，很远，每次去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共汽车，所以晓蒙夫妇个把月才去看一次。选择这个老太太，而不是语言可以沟通的华人保姆，一是因为有熟人推荐，二是因为她收费便宜。别人要3000法郎一月，她只要2500法郎。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晓蒙夫妇无意中做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我结束了第一次参观，和送我出门的晓蒙在街角的酒吧喝咖啡。我向他提出，能否帮我和他堂弟商量一下，让我拍摄这个工场。晓蒙当时很是犹豫，但没有回绝。我终于第一次有了说明具体想法的机会。

    我告诉他，片子的长度在半个小时左右，播放时被拍的人脸上都用马赛克遮起来，除了他们自己，别人都不会认出他们。如果有人要求，可以把他的声音也作改变。而且，片子的解说词里会提到工场有一个老板，但不会指明老板是谁。只在楼内拍摄，不暴露一点有关工场位置的痕迹。加工的衣服上，所有的商标都会用马赛克遮去，观众只要知道加工货源来自法国的服装批发公司就行了，至于是哪家公司、哪个品牌，也无从知晓。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事先签下合同，如果违反，他们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追究。而且，这类的工场，巴黎地区可能有上百，绝非秘密，警方也总是在查，不会因为其中一个上了电视就兴师动众，专门对之追究。我说明法国警察决无盘问记者的做法，哪怕记者采访的是在逃的打劫银行的黑社会头目。即便有警察问我，我完全可以用职业秘密的理由拒绝回答。晓蒙说他完全相信我不会去害他们，但是他投了不少钱进去的堂弟怎么想，其他的工人怎么想就不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怕出事，断了财路不说，还要坐牢。但晓蒙说，为了朋友，一定会去努力。

    过了两天，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晓蒙来电话告诉我，大家基本同意在上述的条件下被拍摄，但还需要我进一步做解释。我通过晓蒙，把工场的十个成员都约到一家附设卡拉OK的中餐馆，又做了一番导演阐述，并强调了对被拍摄对象的保护措施。晓蒙首先表示同意，说我不怕，就是不遮脸也不怕，来法国做工，又不是来法国做贼。大家纷纷附和，包括晓蒙的堂弟在内，没人表示反对意见。那一个晚上工人们玩得都很高兴，一个接一个地唱歌，红酒下去五六瓶。小老板面红脖子粗地给我谈他的胆略和发展计划。他来法国也有几年了，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天天打工的日子他过不下去了。工场的投资是他几年的积蓄，加上朋友那儿借了点，国内父母也给了点。他指望能有一两年不出事，这样就能赚上六七十万法郎，算是小小地翻了个身。但是，他也意识到，扔进去的十多万，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赌博。我后悔没带录音设备，就说到拍摄的时候，这些事儿你再给说一遍。他满口答应，说自己有的是话说。

    晓蒙在别人唱歌时悄悄地对我说，他向大家转述了拍片的具体想法，表示他自己不怕，愿意被拍摄。其中有两个工人，是晓蒙帮着叫到工场来的，和我以前也认识，也受过我小小的帮助，便成了晓蒙的支持者，一致说我做事，肯定不会有害于他们，这样，加上晓蒙的妻子晓晓，持赞同意见的，已经是半数。剩下的工人们于是认为，既然老板的堂兄都不怕，大家也没有怕的理由。晓蒙的堂弟，碍于和我认识，加上亲戚的面子，开始答应得很勉强。晓蒙于是'启发'他，夸张说我上认识法国的部长，下认识警察局的警察。这次帮我个小忙，以后我能帮上大忙。于是他终于变得痛快了。没想到晓蒙还施了这么个小小的诡计。我是有些政府部门的熟人，也知道所谓帮大忙，就是解决居留问题。而非法移民身份能否合法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

    但是，大多温州老乡，不论出来多久，还是一如既往地倾心于关系的神通。晓蒙很为能帮上我这个忙而欣慰。巴黎一家叫迪奥新闻社的制片公司立刻采纳了我的选题。该公司承包了法国国家电视台一个叫《世纪行》的栏目，反映重大社会题材。制片公司决定在该栏目推出这部影片。我随即又联系了一两个替非法移民伸张权益的左翼协会、温州华侨社团，以及法国移民管理机构和打击非法移民的警察部门，大家都很欢迎对其进行拍摄采访。这样，完成一部电视片的要素都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