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企如何应对中国反腐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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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此说道。

随着10月份一次中共高级别会议闭幕，习近平领导的“法治”运动的意义已变得相当明晰。他试图通过4个新成立的、由他担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来重组中共的政治权力和决策框架，而法治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小组为他落实其“顶层设计”和控制整个党的政治以及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提供了机制。事实上，在重大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党和国家扮演的角色之间已不再有真正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如今兼任了所有关键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些小组分别掌管国家安全、全面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以及财经等事务。

我们认为，从现在起直至2017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习近平的首要目标都是建立一个有毛泽东思想特色的、强烈重商和高度集中的中共领导集体。因此，他当前重点要考虑的毫无疑问是国内的政治问题，如继续巩固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权力基础。要实现这些抱负，最关键的因素是人脉。他的工作重点将主要放在挑选和预先安置自己的团队（这个团队将由他的忠实朋友及盟友组成）上，以便在下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让这个团队取代胡温时代留下来的、大多名誉扫地的中共政治精英。

然而，10月份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有一个同样意味深长的结果：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仍未被驱逐出党。在周因涉嫌“严重违纪”（党内术语，等同于腐败）而被正式起诉前，必须先开除其党籍。我们认为，这一拖延表明，在审判周的问题上，习近平仍面对来自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强大阻力和关切。这种解释得到了有力印证：此次全会期间，习近平试图将其在军内的两名关键盟友——刘源和张又侠——提拔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未获通过。

在经济方面，同样清楚的是，习近平目前并不打算放弃党对具有战略重要性、具备盈利能力的央企的集中控制，他要做的是打破现有架构以及与之相伴的既得利益，以便为自己任命的人员让出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的反腐败监督机关）目前采取的行动已在四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认可和进一步鼓励，他们将继续以持久的干劲追查选定的严重违反党纪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不论涉案者的级别或地位有多高。所以，反腐对象将既包括“老虎”、也包括“苍蝇”，而且将不仅限于地方企业。

这会对在华的外国企业和投资者造成什么影响？首先，从葛兰素史克(GSK)和上海福喜（Shanghai Husi Food Co. Ltd.，美国伊利诺伊州福喜集团(OSI Group)的子公司）的引起轰动的案子中，我们已经看出外国企业属于容易下手的目标。即使没有举报者的爆料，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许多外国企业不仅在人员上、而且在治理价值观和商业实践上都已屈从于“本地化”。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对一些在更成熟市场不被容忍的不当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者根本没有充分监督它们在华的子公司。

其次，自“法治”运动于2012年第一季度启动以来，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应该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监管不严和勾结党政高官以获取超额利润、特权、牌照及其他特殊待遇的日子正走向终点。为应对这种新现实，不仅需要加强运营控制，还需要有新的战略。

因此，考虑到反腐败监管将继续收紧以及通过腐败渠道进入中国市场机会将减少，每一位外企首席执行官和在中国有业务或投资的投资者都有两种选择：

一、像某些外企和投资者所做的那样，退出中国并专注于生意更好做的地方；

二、对公司在华业务和投资做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估，调整全球和中国战略及运营，以应对新的政治现实和营商环境构成的挑战。

若选择后者，则不仅需要收紧内部治理措施和修订市场进入(go-to-market)方案，还需要大大加强政治敏锐性。这首先意味着，要对习近平可能挑选出的新政策决定制定者进行深度分析，因为他们将对各战略行业领域及其在中国的业务发展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从现在起直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及其后，随着第四代领导集体向第五代领导集体过渡，习近平“核心圈子”的这些关键人物将慢慢变得更为人们所知。与他们建立积极联系对于未来获得高层支持和新政府的信任至关重要。其次这意味着，要持续关注那些作为“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推出的具体行动和政策，而不是只关注媒体上的公告。

对于那些愿意坚守的外国企业，即将到来的“十三五规划”（13th Five Year Plan，应该会在2015年第一季度获批）将带来巨大的机遇。我们不会看到由党集中控制转向市场力量主导的快速过渡，也不会看到贸易保护壁垒的消除。相反，习近平严重政治化的战略将会推迟实质性的经济改革，并导致许多行业持续低效和产能过剩。不过，那些能在技术、效率、生产力和打入新外部市场方面提供解决方案的外国企业，将在维持中国经济增长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龙”重新昂起了头，而且有决心加强和扩大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与日俱增的影响（包括对内和对外）。为了适应这种新常态，外国企业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不能再仅仅把中国看作一个单一的、孤立的民族国家市场，而应看作全球商业环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而且这一商业环境正越来越受制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