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那些偷别人血汗钱上的贪官得到应有的报应。

丫呀

美加澳成中国外逃贪官首选藏匿地 形成“腐败子女村”

2014-10-28 人民网

腾讯新闻
悉尼半岛大道163号属于原铁道部官员的房产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外逃选择去向：

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 加拿大成“贪官乐园”

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日前，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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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亚一起，同被列为贪官外逃的首选地。英国路透社8月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据报道，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该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标，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外逃贪官数量：

官方数据尚无定论 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

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贪腐主要领域：

外逃贪官握有实权 级别呈现从高向低走势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中澳联手查中国贪官在澳10亿美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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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浮云

湖南吉首被查村官:我当官就为捞两个咋还违法了

　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农村“三资”的管理不规范、不完善，渐成基层腐败频发区域。

　　记者注意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全国多地对农村“三资”的管理问题推行集中整治，“三资”管理正步入有效监管轨道。

　　农村“三资”管理乱象重重

　　在一些农村，“三资”管理多年来缺乏统筹，乱象丛生。

　　有的村存在会计、出纳不分家，账、钱、权由村支书一人掌管；有的村集体资产往往流向村干部的关系户，普通村民不知、不问、也问不了；有的村集体资源成为村干部自家资源，有多少、在哪儿、谁在用，都是一笔糊涂账。很多农村上访事件皆起因于农村“三资”管理混乱。

　　“比如村里的厂房租赁，有人托了关系，可能厂房就低价租赁给他了，有的甚至都租到了30年以后，吃掉了子孙饭。”浙江永嘉县溪口乡的一位村干部说。

　　农村的厂房、门面等资产的管理混乱，租赁价格不公开，口头、长期、低价的合同的存在，明显扰乱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农村的“三资”管理混乱还容易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疏远干群关系，诱发不稳定因素。

　　“以前，村里广场上新增了健身器材，会有人怀疑村干部是不是多买了一些拉回自家去了。”陕西高陵县湾子镇湾子村村民张大妈说。

　　也正因为针对农村“三资”有效的监管机制并不完善，很多农村矛盾由此而生。据统计，高陵县近3年涉农的230起信访件中，有217件与“三资”的管理有关，占涉农信访总量的80%；发生在农村干部中的98起违纪违法案件，有85起都与农村“三资”有牵连。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村“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亦较突出。今年8月，隶属湘西的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在因贪污公款被查后，依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足见对农村“三资”进行有效监管，刻不容缓。

　　“‘三资’是农民关心的热点，也是农村信访的焦点，管理不好，就会成为矛盾点。落实群众路线，必须通过清理农村‘三资’，给群众亮出一本‘明白账’。”州委书记叶红专说。

　　清“家底”、交“明账”、拍“苍蝇”，给群众一个明明白白

　　今年4月，湘西针对农村“三资”的全面清理开始启动，重点清查“三资”总量、财务账目、“村账乡管”等情况。

　　截至目前，全州共清理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34亿多元、资源43亿多元、资金11亿多元及州、县市直各部门直接拨付到村资金28亿多元，比清理前登记在册和登记入账的“三资”多出近60亿元。同时，全州自查自纠出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477件，清理出各类违纪资金10810万元，其中私设小金库5392万元，乡镇侵占、挪用、平调2366万元。

　　在山东，梁山县马营镇专门抽调了镇纪检、财政、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组成“三资”管理工作组，对各村“三资”管理督查，对违反财务收支管理规定、违规使用村集体资源等行为，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党政纪处分，严重的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在浙江，绍兴市柯桥区在农村“三资”清理过程中，重点把好清查登记、群众参与和公示公开三关。据统计，全区已有369个村(居)完成清产核资，涉及金额10.45亿元。合同规范后，村集体收入年增加1.17亿元。此外，柯桥区村级所有收支项目都以现金流水账的形式在财务公开栏公布，“给村民一个明明白白”。

　　各地在“三资”清理中，也发现了不少腐败线索。一个个侵吞群众利益的“内鬼”被挖出， 一个个“苍蝇”被拍落。

　　“吃‘皇粮’的人岂能再在农民身上‘揩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曹世凯说，“对侵吞农民权益的‘苍蝇’，一定要拍！”

　　今年4月以来，湘西纪检监察机关严查涉及农村“三资”的贪腐案712件，现已立案4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0人、移送司法机关11人，退还集体资金115.13万元，上缴违规违纪资金306.29万元；追缴家电下乡、农机购置、家电以旧换新等“三项补贴”违纪违法资金3632万元，刑事立案追责20件，党纪政纪立案10件，涉及科级以上干部5人。

　　下猛药还需重长效，给“村官”权力装上“铁笼子”

　　猫儿乡某村村支书贪污集体资金300多万元；龙潭镇某村村支书私自处置集体资产100多万元……

　　翻开湖南花垣县农村“三资”案件卷宗，一些“村官”违法违纪的案件令人扼腕惊叹。

　　“遏制‘村官’腐败，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湘西“三资”清理办主任田轶一针见血。

　　为有效预防村干部的腐败，湘西在全州165个乡镇都配备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2127个行政村都配备纪检员，农村基层纪检组织实现了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州纪委创新制度建设，在农村推行“四四四制”：议事方面，规范“四议”(提议、商议、审议、决议)程序；监督方面，实施“四督”(民督、村督、乡督、县督)，把好村级“三资”监督员、村级民主理财小组、“村账乡管”会计委托代理中心、县财务监察工作小组四道关卡；公开方面，实施“四公开”(栏公开、网公开、短信公开、会上公开)，每季度在村公开栏公开党务村务、在政府网公开财务管理与使用情况，给村民群发短信广而告之村里大小事务，年终召开村主干“双评双述”会，向全体村民公开述职述廉，使村级事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阳光化，让村干部手中权力规范运行。

　　绍兴市柯桥区则于清理农村“三资”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在全区13个镇(街道、开发区)建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加快推进农村各项产权的确权发证；同时，出台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制度，将农村集体“三资”重大变动纳入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交易。“这样一来，既规范了交易，又活跃了农村经济发展。”柯桥区一位村干部说。

　　对村干部实行任期审计，是梁山县为规范农村“三资”建立的管理制度，“每一任村干部卸任前都要交好一本‘明白账’”，并及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江苏金湖县则针对群众反映的部分村级资金管理较混乱的问题，制定管理办法，实行村账镇管。陈桥镇村级收入全额按时上缴镇“三资”账户，资金使用的严格审批制度杜绝了财务违规现象和新的债务发生。

　　各项制度成为一道道“紧箍咒”、一个个“铁笼子”，将权力规范在制度之下。最近，湖南凤凰县落潮井乡一位当了十多年村干部的同志说，明显感觉到现在“钱花得不自由了”。

　　“以前村里想干个什么事，群众不支持，总怀疑村干部要把钱往自己口袋里搁。”吉首市马劲坳镇隘口村村支书张智文表示，对农村集体“三资”加强监管后，群众心里亮堂了，村里不论做什么，大家都积极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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