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父埋葬了的“爸爸”

梵高的耳朵

老愚01月03日

当我写下关于故乡的文字时，那个故乡事实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它躺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一旦被外物触动，有时是一阵风，有时是一朵云，有时甚至是一个字，它就在我眼前化作一幅幅图画，任由我用笔把它描下来。 那画面绝不重复。因而，我每次描摹都充满了新奇和喜悦。

去年秋天，母亲走了，我和世界的关系一下子简单了。
七年前，生父患胃癌故去。
养育我的就剩下继父了。
我终于可以放手写写这一切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极少有机会使用“爸爸”这个称呼。发这个音很不自然，要想一想，才能顺畅地吐出天底下这个最美好的词汇。
四岁时，我初次见生父。因为外祖父被打为“地主”，在部队当连长的生父担心毁了前程，便提出离婚。母亲带我去，是为了说服他，让他看在孩子的份上，打消那个念头。看小时候的照片，我是一个安静的乖孩子，颇受爷爷宠爱，我似乎一直就赖在他的背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爷爷一天从塬下的绛帐镇给我带回来一颗橙色的乒乓球。
在记忆里，家里就爷爷、母亲和我三人。爷爷背我在村子里走动，会有人把手伸到我裤裆里，捏捏小鸟。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从窑里、房子里蹦出来，各自走开。起风了，大黄狗使劲叫唤，爷爷阖上大门，雨就掉下来。母亲踩动缝纫机，发出“嗒塔嗒塔”的声响。多少年后，母亲告诉我，做一件衣裳五毛钱，这些钱除了买油盐酱醋，还能供我去公社医疗所打青霉素、链霉素。幼时，我患了支气管炎，整日咳嗽。
生父每一年都回来探亲，在我却没有一丝记忆，也许因为太小的缘故。
那时，正是疯狂的文革时期，母亲带我从绛帐镇坐火车，三天三夜才走到乌鲁木齐。火车在中途遭遇风暴，几乎被掀翻，吃的喝的都没有。好在有母亲的怀抱，我脑海里没有挨饿的记忆。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红卫兵两派正在激战。成串的卡车载满手持红缨枪的人，往南边广场开去，喇叭哇哇乱叫，突然，一颗手榴弹飞过来，炸死了前边不远处一个女人，肠肚流了一地。母亲忙捂住我的双眼。
我们是坐直升飞机飞到克拉玛依的。生父就在蚂蚁似的运油车围拢的地方驻扎，在办公室里，他吐出一个个烟圈，母亲一直在哭泣。其他的我都没有印象了。
后来，干爸说他还去宝鸡找过生父，也无作用。
回到汤家村，母亲常常痛哭不已。妹妹一岁多，很懂事，不哭不闹。
在我的记忆里，生父回来办离婚手续时，爷爷手持镰刀把他赶得无路可走，他蹿上长满青苔的屋顶，踩得青瓦咯吱直响，凭借部队练出的身手，矫捷地逃到村外。
外祖母外祖父发疯似为母亲找出路。母亲曾经想留在汤家村，把我和妹妹拉扯成人，爷爷也愿意留我们。但一天中午，生父指使族人抬走了缝纫机，母亲知道这是驱赶自己。
在当时，离婚的女人连根草都不如，能有人收留就是福。拖儿带女的，就更难了，没人愿意为别人养孩子。最后，邻村有一条汉子愿意接纳我们母子仨。
改嫁高家村后，我们就跟汤家村就断了联系。母亲怕继父有疙瘩。母亲在汤家村有一个好朋友，不时会过来看她，说说话。
我心里想的，只有爷爷。
一天中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刚转过操场墙角，一个戴草帽的老头突然出现在眼前，“君印——”，原来是爷爷。我看看周围，玉米遮住了视线，没有一个人。我迎上去，爷爷把我搂在怀里，“你爹对你好吧？”我能说什么呢，继父对我们都不错，但我没有父亲啊。他只是一个抚养者，我们很少说话，当我叫“爹”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唤的是一个陌生人。我的父亲在哪儿？
说了几句话，因为怕旁人看见，爷爷便拉下草帽，把脸遮住，悄然隐去。
二三年后，爷爷托人给母亲捎话，让我去汤家村，他要见我一眼。中午放学后，我沿着村后的河渠，独自走过去。
靠近村口，我突然紧张起来，生怕碰见汤家村的人。在学校里，汤家村几个顽劣的家伙就经常侮辱我：你妈结婚的时候你在放鞭炮！你姓汤，改姓丢人！
汤，一个曾经属于我的姓，现在成了禁忌。高，一个与我无关的姓，戴在我头上，这两个字让我左右为难。
低头溜进破败的老家大院，爷爷在屋里等我。他为我做好了一碗扯面，盛得高高的，把筷子递到我手上，“快吃”。爷爷老了，背驮得很厉害了，脸黑黑的。屋里暗暗的，一点生气也没有。我吃了几口，便扔下碗，走了。
再后来，就断了音信。
读高中的时候，周末回家，母亲悄悄对我说，那个人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生父，他和那个丑婆娘一块来了，说是要供你念书。母亲自语道，“我为娃眼泪淌了一脸盆，辛辛苦苦拉扯大了，他打算下山摘桃子？”
我很想见见他，想看看他的模样，但我不能说。
跟继父还是无话可说。隔膜仿佛与生俱来，尽管他供养我读书比一些亲生父亲还要尽力。我只想自己赶紧长大，到外面的世界去，没有生父，也没有继父。
继父在我十三岁的时候，花费八百块钱和一石棉花为我订了亲，母亲担心的，他都做得让她放心。我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相处，他是因为母亲而供养我，我是因为母亲而敬重他。
大学二年级寒假回家，母亲说，老汉死了，汤家村有人要给我打电报，被她拒绝了。站在继父新盖的三层楼楼顶上，往五泉镇方向看去，就能看见爷爷安埋的地方。我内心很不安，但又无法跟人诉说，只好朝着那个方位默哀片刻。
生父的行踪，我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听说他转业后回到宝鸡，做了摄影记者。他经常回汤家村，会拿相机为人照相。
我毕业后分到北京，在二十五六岁那会儿，突然梦见了生父。事实上，在漫长的青年时代，他曾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由于形象模糊，梦醒即忘。这次不同，我穿过大水包围的城市，来到他家，屋里摆满鲜花，年迈的他和妻子起身迎接我，我沉醉在即将拥抱在一起的幻觉里……突然，他不见了，我发现自己来到一户陌生人家里，便赶忙逃走了。这个梦让我洞悉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心里已经原谅了他，准备接受他。十六岁的夏天，跟继父在宝鸡机务段做活时，我曾经在黄昏时分，朝着市区方向眺望，想让他看见我。看着身边轻松快乐的少男少女，我甚至阿Q般设想过：如果生父不抛弃我们，我也是个幸福的少年。
在我三十二岁时，来京出差的一个中学同学对我说，你生父想见你。我回绝了，感觉心里还没有准备好。
在我四十二岁时，我们在宝鸡见面了。
他头戴鸭舌帽，拄一根拐杖，瘦弱，多虑。我没有扑上去的冲动，我感觉这是一位长者，很难把他和自己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我们对坐在桌子两旁，他说了一句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母亲，你和你妹妹。”我知道他压抑了一生，需要宣泄郁积于心的愧疚，当他解释自己不得不离婚的理由时，我制止了他：我理解你的选择，换做我，也会那样做，那是一个逼人丧失人性的岁月。
我发出了“爹”这个音，尽管在出口时有刹那的犹豫——这个人真是我的父亲么？但并未得到应和，“‘爹’不好听，你得叫我‘爸’。”我没有顺应他。“爹”是农村的称呼，城里人叫“爸”，我从发出过那个音，如果感情相容了，我或许也能自然地喊出声来，我早就想喊一声“爸爸”了。可以说，当他纠正我的瞬间，我已经拒绝接纳他了。
他说：我们太相像了，敏感，多思，不巴结权贵。我懒得跟他说话了。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告辞了。
春节里，我和父母闲坐，母亲突然问道：听说你去看他了？我一惊，莫非是继父听到风声，指使母亲来询问。我只能坚决地否认。见我很坚决，继父表情舒展了，母亲轻松地说：没见就好。继父幼年失怙，由继母一手拉扯大，仅念了两年私塾，性耿直，聪慧过人，拜师学木匠，一学即会，耍狮子，招式酷肖。他在建筑预算方面的才能，让清华大学毕业的专家大为惊叹。1988年，他靠积蓄盖起了关中道少见的三层楼房，众人艳羡。他让我母亲心底踏实，中年以后，晚上继父若不在家，母亲必受梦魇之困。继父对继母奉若亲娘，视同父异母的弟妹为亲弟妹，德行素为乡人敬重。在我三十五岁以后，我们之间感情日见深厚，我在心里把他当作亲生父亲敬重。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愿意去见生父，生怕伤害了继父。
宝鸡见面后不久，生父打电话让我为他找一家出版社，他想把自己有关西部主题的摄影作品印出来，我答应帮他问问。电话再打回去，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春节回家，母亲说，他走了。我咯噔了一下。母亲问我：那边没人给你说？
生父走了，带走了所有的恩怨和秘密。
后来我才知道，见面前，他曾在电话里问牵线的老同学：他在北京混得怎么样？现在是多大的官？言下之意，我若无官无职，他就不想见了。老同学生气地挂了电话，他又打过来，表示同意见面。
他还让向老同学提出，让我给他买一个昂贵的照相机镜头，老同学很不高兴，他说：“他是我儿啊！”“你毕竟没有养人家啊！现在不好要东西吧？”闻此言方作罢。
他还给一个疑似我工作单位的地方打电话，想证实我是否在那个单位上班。
听到这样的情节，我原本平静的心就更平静了。
“汤”“高”“宝鸡”“爸爸”“爹”，纠缠我半生的词语，一一褪去禁忌之皮，露出初创般的喜悦。
安息吧，生父。安息般，母亲，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对今生释怀，罪不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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