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教育不适应 为子女海归变海鸥

海归戴静怡带着一双儿女告别老公回美国了。在机场，她的心一直突突跳。毕竟，这是他们结婚20年来第一次长期分别。曾经这两夫妻的底线是无论多苦多难都要厮守在一起，因为一旦牛郎织女，婚姻的质量和安全都无法保障了。

　　让戴女士下定决心回美国的是她还有两年上高中的儿子豆豆。

　　豆豆在美国出生，小学三年级时才跟着归国工作的父母回到上海。中国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全家伤透脑筋。儿子个性的变化和老师的冷言冷语，更令这对夫妇忍无可忍。

　　不止豆豆，很多海归子女对中国的教育体系都相当不适应，特别是在国外出生的孩子。甚至有人称“中国现行教育是阻拦海归报效祖国的马奇诺防线”。

　　对于海外归鸿来说，能回来独挑一个项目的人，一般都在35岁以上，拖家带口，在海外发展已经很不错了，要抛弃的东西非常多，家庭是其中最重要一环。

　　“引进人才重要，维护人才更重要。”有专家指出，“吸引‘海归’的物质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一个是支架，一个是灵魂。归国人员的家庭安置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子女教育是海归心中最大的痛

　　在国外的时候，这些留学生觉得孩子太轻松太放纵，说要管教孩子赶紧回国；到了祖国，他们又受不了教师对孩子的过分严厉和教育体系的刻板。一位从温哥华回来的父亲说，他孩子上学的地方，为了不把操场上的草坪踩坏，老师不让孩子跑不让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场上慢慢走，对孩子来说太压抑了。

　　他们不仅经历了入学难入学贵，公办教育中教师的凶悍，更让很多海归父母不能接受。

　　“现在的小学好可怕，一次我去给女儿送东西，站在学校的走廊里，几乎每个教室里都有骂声。”戴女士觉得，由于孩子的语文不太好，从小学至今，孩子们几乎得不到表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老师动不动说“你们班年级最差，就是你拖后腿。怎么那么笨。”老师太凶，所以孩子对整个大人群体都没好感。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戴女士这几年发现，儿子由于自卑从不跟同学交往，回家后脸上没表情，父母跟他说话没反应，眼神直直的。客人来家，他连招呼都不打。

　　儿子与在美国的时候判若两人，曾经的钢琴小童星，同学中的小头目，是典型的优秀生。去年暑假戴女士陪孩子回美国办理房产转让的时候，儿子的眼睛都放光，话也变多了，不停地央求妈妈，别回上海好不好。

　　戴女士明白，儿子糟糕的表现是在抗拒自己，抗拒回到国内的教育中。虽然现在美国经济很差，但为了儿子，戴女士还是决定离开，“工作差点不要紧，只要能供两个孩子生活就行了”。

　　从英国回来的周先生反问：“语文数学成绩不好，难道就不得翻身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时是学校的灌篮高手，被很多女生爱慕和崇拜，但回来后因为学习成绩差语言结结巴巴，重点中学的同学都躲着他。

　　与海外留学人员打交道30年的中关村前副主任夏颖奇说，子女教育问题，超越了多次出入境、办签证、外汇划进划出、买一个免税汽车、创业园的各种补贴等问题。如果子女教育耽误了，扔在国外没人管，带回国内又跟不上，将来国内考不上大学，国外也上不了学，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即使成了亿万富翁，他也不幸福。”

　　夏颖奇与一位科学家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回来可能办出一个上市公司，但你孩子中学念得一塌糊涂，大学上不了，中途说不定还学坏，你愿意回来吗？”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不会做这样的交换。”

　　“人在中国，家在硅谷”的海鸥族

　　一位海归人才的离去让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遗憾至今。

　　几年前，一位海外优秀的干细胞科学家，听说了北京生命所特有的机制，想要回来。接洽之后，双方都很满意。

　　然而，这位科学家到所时间不长，还在国外的太太提出如果再不回到身边就要自杀，只好抱憾离开，“毕竟，回国是一家人的问题。”

　　事实上，在海归回国的障碍中，除了子女教育，也有配偶的因素：愿不愿意换工作、愿不愿意搬家、是否支持另一半换工作等等。

　　不少人选择了以牺牲家庭团聚为代价。老婆孩子常住国外，一个人国内外来回跑。回到国内，房子就像旅店，只是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午餐晚餐往往都是盒饭解决。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忙完这边的事情再飞走。

　　有硅谷三剑客之称的邓峰和两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国创造了40亿美元的并购神话。2005年，邓锋带着妻儿和在美国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国，在北京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这座刚刚落成的写字楼里做风险投资。

　　开始，邓峰的孩子被送到位于顺义区的国际学校上学，由于距离邓峰上班地太远，亲情交流困难，又转学到中关村四小，因为孩子难以适应国内教育模式，最终回到美国。

　　而今邓峰只能“海鸥式”的中国、美国两边跑。

　　千人计划入选者宋磊认为，现在大规模回来的海外留学人员刚好是这样一代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去，年龄在35岁到50岁之间，小孩正好在小学到高中阶段。

　　宋磊所在公司里30多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员工，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在美国，而且没有一个人将自己入学年龄的孩子带到国内就读，太太也就留在了国外。

　　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十几年的宋磊也被家庭羁绊，现在北京、硅谷两边跑。也经常移动办公，在加州的家中只好从晚上7点工作到第二天三四点，那时正是中国的白天，因为他要与国内的同事一起同步研究、讨论技术问题。

　　宋磊认为，要使海归真正安心地回国，需要解决好配套措施，“时间和家庭是我目前考虑得最多的。”

　　像宋磊那样50%%时间花在国内，剩下50%%时间花在国外的人不在少数，时间如何分配，成了他们每天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位归国人士惋惜地说，“一些老‘海归’虽然自己回国了，但家还没有完全回来，老婆孩子都在国外，形单影只的孤独导致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打退堂鼓。”

　　事实上，几年来，他也目睹了身边的朋友，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有的因为长期两地分居最终离婚。

　　因为家庭等原因不能全职回来，也必将影响人才引进效果。

　　千人计划入选者罗永章教授以科研举例，实验室的工作是要连续的，科研经费也该是连续的。实验室良好的风气没形成起来的时候，老板常常不在，是个空中飞人，那这个实验室的士气一定不旺盛，这个团队也就带不起来。

　　软环境跟不上，海归就会不归或者归海

　　其实，还在国内坚守的海归对那些离开的人充满了同情。来了四五年，刚刚搭建了一个课题组就跑了，对单位对本人的损失都很大。中科院的严老师说：“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会拆烂污，然后拍屁股跑了。”

　　而一些海归心走了比人走了更可怕。中科院一位姓汪的老师指出，做科研做到最顶尖，必须心无旁骛，就像刘翔在最后冲刺的时候，脑子里有一点杂念都不行。

　　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人就是离开了。网上一位出走的海归这样发问：“我那么爱祖国，可祖国爱我吗？”

　　美国肯塔基大学的老师一到寒暑假就往回跑，虽然在国外有教职，但内心不安定，干不了事业。可回来也只能去个三流大学上上小学期，像个中学教师差不多。他说：“‘海鸥’再怎么不好，但家庭稳定，我孩子的教育可以保证。”

　　一位姓郑的老师说，我们回国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一是可以和父母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二是10多年在美国，现在忽然能用母语表达，感觉太好了。我们可以在食堂吃着晚饭就把想法谈了，有什么创意，马上可以轻松准确地告诉学生。在国外我们说英语是劣势，回到国内就成了优势。“其实，说实在话，在国外，华裔还是有玻璃天花板的，也没哪里像中国这样渴求创新渴求成果，那么舍得在科研技术上花钱。”

　　几位海归告诉记者，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百人计划”，引进人来国家都要投入很大的资本、资源。个人的投入也很大，大家都是40多岁的人了，想的就是回馈祖国，毕竟这些年他们比一般人多读书多研究新技术多走了些地方。引进时，国家开出了那么高的条件，如果不尽心维护，人才不流失也会变成废才。人才进来了，给他一个平台你就不管其他了，很容易变成狗熊掰棒子。维护人才其实就是维护他的家庭稳定性。

　　“中国的人才到底是多还是少？”严老师问，“认真一盘点，一个领域内你怎么算，真正有水平的就那么几个。在科技领域里，三个臭皮匠可顶不了一个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