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连载22：生小孩的医院

塞纳双鱼 · 发表于 2010-11-10 13: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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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政治避难

4. 生小孩的医院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朱雷安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青田乡村的稻田。他父亲于20世纪60年代去了香港，把带着他和一个弟弟、姐姐的妻子扔在了老家，20年间，几乎是音讯皆无。好消息是突然到来的：20多年没照面的在香港的父亲，通过蛇头给他和他的弟弟办好了去非洲刚果的签证。当时没有中国和刚果之间的直线航班。要从中国去刚果，需要途经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刚果签证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当父亲的让他哥儿俩马上起身。这时朱雷安已经结婚了，老婆是个黑瘦黑瘦的邻村姑娘，而且有了两个女儿，为了生个儿子，他老婆去了外地亲戚家藏身，以免被结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和村里几家幸运的邻居一样，也能有机会成为出国队伍里的一员。但他家实在很穷，用他自己的话说，只知道在田里出苦力，哪里能去筹集十几万的偷渡费？蛇头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和弟弟洗去汗水，剃个头，换上一身别别扭扭的西服，让家里人有机会和藏身外地的老婆打招呼，和另外三个老乡，跟着蛇头就出发了。

19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按原定方案，是利用等待转机的十几个小时离开机场。蛇头这样做，自然是有成功的先例。一行人在一个空姐的带领下，企图说服边检人员放他们过境，借口是去机场外吃顿饭就回来。尽管空姐很是自然松弛，但是这回马脚实在是太大了。她身后四个穿着西装、脸上堆着谄媚笑容的中国男人立刻引起法国边防警察的警觉，不仅没让他们出境，而是立刻把他们关进一间办公室，十多个小时后，把他们'押送'上赴刚果的飞机。朱雷安就这样到了非洲，而且一待就是六个月。六个月的非洲生活留给朱雷安深刻的印象。'到了刚果，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了人，就住下了。我在中餐馆里打工，没有人吃饭，什么工都没有。喔啦啦，穷死了。那些女的真不得了，黑得要死，进来，一坐就坐你腿上，喔啦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仔细问才问明白了，原来是领队的蛇头找到了个在刚果开餐馆的老乡，就临时在那儿落脚。朱雷安被法国警察的威严、非洲国家的贫穷和黑皮肤女人的热情吓坏了，在非洲毫无结果地待了六个月之后返回中国。

不敢再投机取巧，由新的蛇头带领，老老实实用脚丈量了一回欧亚大陆，偷渡到了法国。他在法国混得不好，活儿干过很多，洗碗，搬运，在黑作坊里揉面做面条等，总之是初入华人圈的初来乍到者干的活儿，最高级别做到厨房二手，钱总是挣不着，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挣下来，还是和人伙着搭铺，按照温州移民社团的眼光，他是个失败的样本。他弟弟倒是开起了黑制衣工场，朱雷安去工场里打工，总是被他弟弟欠工钱。对此，他有自己的认识，'我就会出苦力挣钱，其他事我是不去干的。谁都欺负出苦力挣钱的人。'到了法国七八年，才攒了一小笔钱作基础，又四处借了一些，终于让老婆在1995年年底从青田乡下动身。两个月后，他在巴黎的一个旅馆里从蛇头手里领过人来，夫妻团圆了。在他的老婆来法国之前我就和他认识了。老婆刚到法国，朱雷安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吃饭，后来又给我来电话，他老婆怀孕了，让我陪着去医院当翻译，他是一句法语都不会。我问他胎儿几个月了，回答大概两个月，而他老婆踏上法国也只有两个来月。我于是明白了这对30多岁的夫妇想在法国要孩子的迫切心情。

从法国1945年11月制定第一部完备的移民法至今，都规定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强行押送出境。外国人生在法国的小孩，成年后可以申请法国籍，就更不能押送出境了。而且，法律还同时规定，不分法国外国，合法非法，学龄期的少年儿童必须进学校接受教育。小孩既然是铁定不能往外赶的，那么小孩父母即使都是非法居留，也就不能简单地赶走了。家庭生活权利尤其是孩子的家庭生活权利的不可侵犯，在法国几乎是社会伦理的一个基石，民情自然不能允许把父母从孩子身边夺走拆散家庭之类的事情发生。于是，法律因此经常处于一个两难境地。黑移民不走运被抓住，按照法律，他们必须离开法国，但是他们如果有孩子生在法国，或者正在法国的中小学上学，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些非法父母有时直接就被警察释放，如果不幸被警方转交司法部门，上了法庭，大多是被判在一个星期或是20天不等的期限内自动离开法国，附加上几年内禁止入境。宣判后，这些被警车从临时羁押中心送来的非法移民就可以离开法庭，回家'整理行李' 去了。

法律和人道的对立，也就有了个出路。这是明知无法执行也必须宣布的判决，实际上，是找个放人的法律借口。宣判的和被判的心里都明白，押送出境都经常送不上飞机，谁也不会在离开监狱后，再自动卷铺盖离开法国。但是，'自动离境'的判决还有新的意义：很多法国人不知深究，不明白还有一开始就不准备加以遵守的法律判决，于是政府可以用驱逐出境的判决数目来体现打击非法移民的成果。还有些非法移民被释放，是因为合法的羁押期限已到，多关一小时辩护律师就会大做文章。这个期限，相对于在遣送前要完成手续，短得是捉襟见肘。认证身份，庭审，判决，上诉，再庭审，直到在飞机上找到座位，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期限是7天，现在延长到12天。但是，大部分的温州非法移民朋友并不去费脑筋理解法国法律，一概地用'保出来' 来概括所有被抓后可以离开监狱的情形。最初，我陪伴一些温州朋友找法国律师，替他们被抓的非法亲友出庭辩护，他们用'保出来'作为对结果的期待和给律师好价钱的条件。

我的翻译不得要领，法国律师也常常不理解我说的'释放'的意思，觉得中国客人要求过高，犯了法规被捕，总得要被判个什么的吧？后来，我就直接用法律术语把 '保出来'翻成'以自己的方式离开法国'，就省略了进一步的解释工作，律师第一个反应就是替他的客人寻找在法国的家庭关系。经验告诉大家，有孩子就很可能会被'保出来'。于是未婚的适龄男女们偷渡来以后，大多赶紧配对，哪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也得生个孩子。在中国有孩子的已婚夫妇两下团聚，一是赶紧把孩子也办来，如果在育龄，也会生个小弟弟小妹妹。然后把写有父母名字的小孩出生证和照片放在兜里，哪天被警察抓了，就赶紧掏出来做护身符。我问朱雷安他准备让他老婆去哪家医院，他说就是那家生小孩的医院。我明白了，这也是我常去的医院。这家医院因为靠近一处温州人较集中的地段，所以常有温州孕妇前来就诊。其中有很多是没有居留证的，也就没有社会保险，生孩子就得自费，而正常生一个孩子的费用，在1.2万法郎左右。所以很多时候，孕妇们只管一脸悲容地面对值班医生的提问。

总之，根据所有人的经验，没有孕妇会因为交不出钱而被请出医院大门，医生还责怪为什么停经了很久才来医院。结局肯定是医生下单子，让去抽血、验尿、做超声波什么的，然后就定期来医院检查。临产了住进医院，两天后抱着个大胖孩子和一大堆尿片奶粉玩具之类的礼物回家，也不会有人因为你还没付那1万多法郎来拦着不让走。账单会寄到孕妇自己申报的地址上，往往从此就石沉大海。花钱的地方，就是有时不得不找一个会说些法语的同乡陪着当翻译，陪一次200法郎。但这些自学成才的洋泾浜土翻译多是结结巴巴，不太奏效，医生往往是连说带比画，土翻译也是努力往外蹦词儿，孕妇红着个脸点头，也不知真的懂了没有。更麻烦的是填表，要是土翻译不通汉语拼音，常常就把未来爹妈的名字给擅改了，使得出现在小孩出生证上的父母的名字，和护照或公证书上的对不上号。我的汉语和法语水平还是得到了温州朋友的充分信任，于是，我常受人之托，为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提供翻译服务，所以我也常去朱雷安说的那家医院。我是在医院门口见到朱雷安老婆的。

她小个子，黑瘦，在丈夫身边不出声地站着，显得很抑郁。朱雷安不肯一起进去，说是不能让医生知道丈夫在法国，他只是在三四米后跟着，进了医院妇产科。问讯处贴了一张小布告，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中国人生小孩注意，每个星期五下午，医院有中文翻译帮你，请大家互相转告。原来，来的华人孕妇多了，出的错也多了，医院干脆就雇了个在法国长大的越南华侨，女性，每星期五下午专为华人孕妇陪诊，虽然她咿咿呀呀的国语和孕妇们吭吭哧哧的普通话沟通起来也不是很省力，但关键是这位女翻译能准确地用法语表达孕妇的情况，可以对付所有的法文表格。所以，这所医院成了温州黑移民孕妇的首选，直到被习惯性地叫做'生小孩的医院'。我开始填表，问讯处的护士特意指着一个小框，说你的名字写准确了，填这里。我看清那栏上写着'父亲'，我赶紧说我不是BABA， BABA是……我身后的朱雷安却转过脸去，装着看墙上的招贴画。按照他的要求，我在'父亲'一栏里填上朱雷安的汉语拼音，在'在法国'， '在国外'的选择上钩了一下'在国外'。护士向我抱歉，我笑着说没准过两天我还会和另一个中国孕妇一起出现，你就会明白我的确不是爸爸了。

护士看着表格上空着的'身份证号''社会保险号'栏，叹了口气。说没有社会保险，就得自费。我翻给凑上来的朱雷安和他老婆听，他们两人默不作声。看来我今天的使命不能仅限于当翻译，便和护士说，他们是非法居留者，没有工作保障，生活在不安定和贫穷之中，但是孕妇怀孕已经五个月了，总不能因为……护士很明显不想听我说大道理，要求我们先付一笔钱，算作预付款，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自费就诊的档案。我又把话翻译过来，朱还是不做声，护士问他们身上带来多少钱，朱听懂了，迟疑地和我低声说：'200'。护士进了办  公室，出来后开了张单子，让我们去付款台交钱，再回来办手续。交了200块钱，朱雷安老婆登记注册完毕，开始接受每月一到两次的检查。一次超声波检查过后，两口子问医生是男是女--法国不存在选择性的堕胎，也就不禁止检查胎儿的性别。医生祝贺他们，肚子里是个女孩。听了我的翻译，两口子脸上满是失望，他们在国内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一直想要个儿子。

但是，他们仍然决定要将第三个女儿生在法国的土地上。我的陪同工作并没有结束，两个月后，朱又给我打电话，说医生老想和他说什么，他听不懂。我便按照预约时间又一次去了医院。朱雷安老婆接受完检查之后，接待我们的是医院的社会服务处的一个女办事员，30来岁，一脸的严肃。她把我和朱叫进了办公室。 'MADAME朱非常压抑，我们没法和她交流。以前我们也经常有非法居留的中国孕妇，但没有像这样的精神状态的，我们不理解。她的丈夫在哪里？她说她丈夫在法国。' 她的目光在我和朱的脸上扫视。我对朱说没有必要撒谎，这里的医院，是不会和警察局联系的，警察局也不会来医院查非法移民的病历。但是朱还是坚定地摇手，说不行不行。医院要是知道她有男人在身边，就一定会叫我付钱的。别人都这么说。你就说她男人在法国一个什么地方就行了。我于是就这么说了。女办事员生气了：'可是你们的表上填的是在国外。'  我想起那张表。我转脸看朱，他紧张得直摆头，我知道翻译给他也没用，只好即兴发挥：' 哎，是，他是在中国，马上就要来法国了。'

'那么这位先生是谁，他是MADAME朱的亲人吗？'

'嗯…… 他和她住在一个房子里。'

'但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我烦了，告诉朱，医生问他是不是父亲。朱一脸紧张，开始自己辩护：'NON、NON、NON ……' 办事员挥手打断了他，冲着我说：'那么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他是一个不想要的孩子吗？谁来抚养他？' 'MADAME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知道怎么带孩子。'

'但是她的地址是假的。我和一个育儿员去看过了。她不住在这个地址上。'

'她的地址？那只是个通讯地址，接收信件。' 办事员叹口气：'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不是警察，我们关心的只  是孩子，孩子将来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MADAME朱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我们也找不到父亲。我们很为母亲和就要出生的孩子担心。' 我还没张口，朱就连连摇手，我也就哑口无话。这是印象中最难的一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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