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攻陷法国到目前，法国抗疫进入一个新阶段。回望法国抗疫的前前后后，可以将抗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月24日正式发现病例到3月17日全面禁足，第二阶段从禁足到5月11日解禁，其后则是第三阶段。解禁后，大街上的人多了些，人们看似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都不轻松，因为人们知道不仅解禁不意味着疫情已被控制，更为严酷的是解禁之后的路在哪里，谁也没有答案。

法国是欧洲最早听到疫情逼近的冥冥鼓声的。元月24日，就在武汉封城一天之后，法国就发现三例新冠病例，三例均来自中国，这是当时欧洲最早发现的病例。其时，法国卫生部长还不无骄傲地宣布，法国早于欧洲其他国家发现疫情，表明法国拥有良好的检测条件和能力。自疫情消息传来之后，政府一直表示法国有着强大的医疗保健系统，有能力对付新型病毒的入侵。不过这一次，面对这一特殊病毒，人们很快发现，人类已有的医疗手段完全不可以正面迎敌，最为有效的防范手段是消极隔离。但是，采取类似武汉封城的办法，对于开放社会说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显然是欧洲各国在抗疫初期，政策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疫情汹涌而至，继意大利2月底开始封禁部分地区后，各国相继采取有力措施，实行人员交通隔离。法国于3月17日封禁时舆论忧虑：法国人会遵从封禁令吗？次日笔者在巴黎目睹昔日熙熙攘攘的中国城已空无一人，街区宁静异常，近处甚至可以听到鸟鸣，让人惊讶。无论是去年发生的反对增加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还是近在眼前的反退休改革的大罢工，法国舆论都看法各异，批评政府之声不断。法兰西这个有着浪漫和自由声誉的民族，此次怎么能够如此一致地遵从政府号令呢？

在一个个体自由高于国家意志的体制下，任何隔离措施都必须获得公民的认同，否则将形同虚设。从禁足令下达到解禁，虽然各种违规事例不断，但是整体来说，法国人对禁令的自觉遵守仍然令人赞叹。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社会充满焦虑但没有恐慌。每天晚8点，笔者的左邻右舍准时敲响不同器皿向全法医护人员表达敬意。封禁期间，尽管有不同声音对当政者提出批评，但是总统马克龙与总理菲利普的民意不降反升。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除了疫情本身的威胁，至少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共识。法国人遵从禁足令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惧，也不是强制。法国实行的禁足令主要目的是避免公众集会，社交群聚。每天只要按照法令，自带证明出门锻炼，就医、购买食品等等都是被允许的。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公共交通仍然是通畅的，只是行人很少而已。食品供应充足，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发生抢购货品现象。有人批评法国政府没有更早发布禁足令耽搁了时间，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从一月底到三月封禁措施出台，法国政府从初期的慌乱，缺乏准备，医用物资短缺到渐渐稳住阵脚持续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而此时，法国重症确诊病例从零到5423例，死亡人数达到127例（截止3月15日）。死神的脚步一步步逼近，但抗疫措施出台缓慢。2月22日为期一周的巴黎农业展览会虽被迫缩短一天，但没有取消，近50万人参观了展览会。3月12日，全国学校一律停课，14日又发禁令，关闭各类公共场所，商店、餐厅、电影院等，但3月15日的法国市政选举第一轮投票却仍然举行。政府这种摇摆不定的抗疫措施被世界报批评为“法国抗疫的不可承受之轻”。

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假如政府更早下达禁足令，恐怕也难以获得民意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没有充分的预测，不仅是法国政府的行动迟缓，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误判。远在武汉的病毒会真的大规模入侵欧洲吗？2003年萨斯疫情也来势凶猛，但最终并没有攻入法国。以法国市政选举第一轮投票为例，当时总统马克龙有意取消投票，但最终未能如愿。三个原因：反对党强烈反对取消，抗疫专家团认为只要遵从严格的安全标准投票仍然可行，最重要的是宪政程序，执政者有权推迟选举，但无权取消。取消选举必须获得议会批准，如要议会批准，还需要遵循既有规则，而当时时间已不允许。很明显，此时的法国还没有形成对抗疫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社会共识。民主体制的性质不允许在无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快速决策，只有获得社会共识的决策，才有法律正当性和有效性。

第二个因素是信息透明。社会共识当然是同信息透明分不开的，没有信息透明就不可能有社会共识。信息透明包括决策过程公开，不同政见的相互辩论，多元的媒体报道、自由评论等。社会的多元与健全的宪政体制，议会，反对党，媒体，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专家等从制度层面为信息透明提供了根本保障。这本是民主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应对危机时尤其重要。此次疫情前所未有，存在大量未知因素，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也是民众对政府抗疫措施信任与否，是抵制还是参与的决定条件，而只有公民的参与，抗疫才有成功的可能。一般认为，相对德国来说，法国政府动作迟缓，前期对疫情严重性认识不足。但是，政府稳住阵脚之后，措施相对得力，动用高速列车疏散重病患者，推出千亿欧元为企业和失业者纾困，马克龙的几次讲话也起到积极作用。为使应对疫情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法国政府于3月11日成立了一个跨学科专家组成的新冠病毒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德夫瑞西教授（Jean-François Delfraissy）及法国卫生部长维兰（Olivier Véran）表示，该委员会将以透明为准则，科学认知为依据，社会认同为目标。这乃是一种以社会共识、信息透明为基础的抗疫模式。

本文不从文化因素及历史传统层面寻求解释，这不仅是这篇小文所不能承担的任务，同时作者也不认为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下抗疫局势提供满意的答案。文化是一个复杂且流动的结构，多重要素相反相成，互相制约。如人所称道的法兰西自由浪漫精神同封禁令是不相契合的，但法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却又似乎可以为政府令行禁止提供文化基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相反相成的复杂体系为法国社会运行注入一种内在张力和动态平衡，使得一方面国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可塑性，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推进的深层动力源。如果一定要找到某种文化原因的话，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法国的制度文化。正是法兰西的民主制度规定了法国的抗疫必定是一种以社会共识、信息透明为支柱的抗疫模式。

目前，法国处于抗疫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第一波疫情的峰值已过，社会付出了惨痛异常的政治、经济、生命、心理代价。疫情缓和虽是解禁的首要依据，但重启经济也是重中之重的考量。如何既抗疫救人又维持社会生机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遇到的最大难题。而在这个难题背后，是一连串的没有答案的疑问。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只要不能在世界各地均被控制，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目前欧洲国家相继解禁，但政府与社会却严阵以待，窥探着病毒将如何演变。西班牙早法国两天解禁，但旋即发现第二波疫情似乎正在来袭。法国政府也一再提醒，解禁之后，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保持社交距离，乘坐公共交通必须戴口罩等等，否则导致病情反弹，政府只能再次重启禁令。换句话说，如果从2019年12月算起，人类经过半年的惨烈抗疫之后，对于新冠疫情人类仍然没有招架之力，唯一的手段仍然是龟缩起来，斩断自身的社会联系。

放眼全球，面对新冠病毒，貌似庞然大物的人类却是如此不堪一击，人类引以为傲的科学也来源同样一筹莫展。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人类并非无所不能，科学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法器。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不清楚新冠病毒的来源和演变轨迹，我们也不清楚其传播途径、感染方式和生存条件：儿童在病毒传播上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无症状感染者是如何形成的？病毒到底能否在夏季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到底是多少？在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人类何时能够战胜病毒？人类又真的能够战胜病毒吗？不少人将希望寄托于疫苗研制，然而疫苗研制何时可以成功？真的可以成功吗？到现在人类并没有找到艾滋病的疫苗。而如果没有疫苗，人类又将何以生存？解禁之后，人们期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与工作节奏，期待着一个后新冠病毒时代的来临。然而，不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后病毒的世界一无所知，至少是知之甚少。面对疫情，人类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国的解禁，与其说抗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如说是认识到今后的社会必须摸索着学会怎样与新冠病毒共处，怎样尽可能降低病毒的危害。从全人类着眼，新冠病毒的肆虐及人类的抗击给人类最大的启示也许是人类必须学会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回归大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学会与世界共处，与万物共生。

陈彦，国际生态文明大学校长，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