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政治地震：领导人下台后被处死

作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他是不能触动的。

东欧剧变

罗明是一个中文名字,本名叫拉穆鲁斯·布杜拉。1931年11月8日,罗明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赴华留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如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罗斯托伊卡、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华国锋。此外,他还会见过江泽民和胡锦涛。2010年8月下旬,笔者前往布加勒斯特对罗明大使和他的夫人萨安娜女士(1950年与罗明一起来华留学,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50余小时的访谈,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孔寒冰:20多年前,原苏联东欧国家发生了政治大地震,即所谓“苏东剧变”。其中,罗马尼亚的剧变来势突然,过程和结果以血腥著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出逃未果,三天后被处死。我想请您结合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谈谈这个政治事件背后的漫长成因。

罗明: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1989年的剧变只是一种结果,它的成因之种却是早年埋下的。在齐奥塞斯库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乔治乌—德治。德治当党总书记的时候,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罗马尼亚的国内情况和对外交往还是不错的。剧变之后,罗马尼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批评罗共执政时期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60年代时好像有一种春天覆盖罗马尼亚的感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积极而良好的表现。可不幸的是,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去世,齐奥塞斯库当选为罗共总书记后,罗马尼亚就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孔寒冰:齐奥塞斯库为什么能当选为总书记?他是否一上台就全面改变了乔治乌—德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罗明:关于前一个问题,毛雷尔(1958~1961年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60~1965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这样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是因为他是乔治乌—德治领导下党组织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罗共的组织工作。因此,他比起其他领导人更熟悉党的各个部门。另外,他比较年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会同年纪较大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协商才作出重大决定。开始时,事实似乎也如此。比如,1968年苏联和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时,齐奥塞斯库就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做法。在党中央大楼前面的广场(当时叫共和国广场,现在叫革命广场)上,向自动聚集在那里的罗马尼亚民众发表讲话。他讲话时,人们都鼓掌、欢呼。有这样的说法,那一天是齐奥塞斯库作为党的领导人最为光荣的日子,在民众心中,他成了民族英雄。

孔寒冰:齐奥塞斯库的个人特点是什么?

罗明:首先,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正因如此,他做什么都很积极,很严格,有时甚至像打仗一样,而不是采取温和的方式。这使大家觉得很不舒服,都不是自觉自愿地参加这个工作。另外,他做事缺少灵活性,一旦认定要做什么事情,就不管任何特殊情况和不同特点,一定要达到目标。到后来,他年纪大了,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对他和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孔寒冰:埃列娜的影响主要是什么?

罗明:埃列娜觉得她的才智超越了任何人。比如,她有时会十分轻蔑地对外交官说:“你们算什么,我若不去那些国家,你们什么都干不成。”其实,她能到那些国家去,全因为我们这些外交官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罗马尼亚整个外交政策的结果。另外,她非常瞧不起科学家。其实,她本人就是科学院院士,在化学研究方面挺有名的。总之,外交部、科学院和其他一些部门都不在她眼里。在政治方面,埃列娜控制着内务部,又依靠内务部掌控着整个罗马尼亚。到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曾在国外学习过的外交官,不论他们多么忠诚于罗马尼亚,都被她清除出了外交部。留下来的都是些与国家安全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都得听从她的话。不仅如此,埃列娜还负责罗共的组织部门。

我要强调指出的有两点。第一,人们现在说的共产党时代就是齐奥塞斯库的时代是不对的。第二,即使所谓共产党的时代,恐怕也分为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两个阶段。我一直以为,要真正和正确地理解某人的性格、思想,就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什么。乔治乌—德治在任时,几乎被所有罗马尼亚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齐奥塞斯库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前的政策,所以,罗马尼亚到70年代中期之前还带有乔治乌—德治时代的特征,但以后就在齐奥塞斯库一家的影响之下了,80年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孔寒冰:在上世纪70、80年代,罗马尼亚有没有人对齐奥塞斯库的做法表示异议?

罗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那时遇到的困难不少,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有了一些发展。但齐奥塞斯库不赞成改革。1968年,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借口是后者在国内政策方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苏联经验。所以,齐奥塞斯库做出决定,对内要严格控制整个社会,对外则继续奉行原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应当承认,当时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后来一听到改革就反对。为此,党的宣传部门还根据齐奥塞斯库的意思专门列出了禁止使用的200个词语,如“团结”、“改革”、“集中”、“专制”、“独裁”,等等。

1989年12月马耳他会议之后,美国和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曾有人提议更换党的总书记。1989年召开的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党员站出来说:“我们应当另外选一个总书记。”当时我也在场。他一方面强调指出,总书记过去是由党中央选举的,而现在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要利用这次党代会的机会换选总书记。他批评说,齐奥塞斯库违背了党内民主,把自己的夫人提拔为政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让自己的子女做总书记的候选人、继承人。但也有几个代表站起来反驳,包括萨安娜所在的研究所的所长和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等。其实,这几个人本也不是很愿意这样做,是埃列娜要他们表的态。

孔寒冰:您如何看待齐奥塞斯库本人?

罗明:齐奥塞斯库在落实政策方面没有灵活性。他主张民族主权、国家独立是正确的,但他采用的方式总让人觉得不妥。比如,1968年他在共和国广场上的讲话,尖锐地批评苏联,后来就有人说:“尼古拉,你这样继续批评苏联,明天他们就会侵略我们。”齐奥塞斯库知识比较浅薄,想利用这种强硬的做法成为世界“政治明星”,看得出来,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他自己。

其实,当时有人提出要改选总书记,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可齐奥塞斯库不明白这一点。上世纪80年代,当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清晰时,西方一些国际组织开始对齐奥塞斯库施加压力。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罗马尼亚贷款时,就常常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作了一个决定:罗马尼亚要把所有的国际借款都还清,不再听从这些国际组织的任何要求。当时,罗马尼亚国际借款的数额还是比较大的,齐奥塞斯库用7年多的时间还清了全部贷款,且国库里还存有30亿美元。但罗马尼亚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吃饭都有很大困难,民众过着非常可怜的生活。

萨安娜:那时,许多人包括我,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以严重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还债。于是,我就问罗明。他告诉我,借来的钱原本应投资在可以盈利的企业,盈利后再还债。可是,这些企业没用好这些资金。那个时代,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真的很苦。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买任何生活必需品都得排队,买汽油需要晚上去,早上才回来,买鸡蛋也得排几百人的队。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在我的故乡锡比乌当县委书记,感觉他对人民还是十分同情的。他天天出来逛商店,有一次,他看到商店里没有东西卖,就命令从那里经过的向国外运送食品的卡车停下来,把车上的东西运到商店里卖给居民。

孔寒冰:齐奥塞斯库的这个小儿子剧变之后的命运怎么样?

罗明:剧变后,他也被捕坐牢,1992年因肝硬化保外就医,出狱后1996年因病去世了。关于我们罗马尼亚人的那个悲哀时代,可以讲许多不堪回首的故事,短缺的东西还有很多。当时的电力供应不足,电视每天只能看上两个小时。有的工厂没有钱购买需要的新设备,有的甚至连基本建设都没法进行。

孔寒冰:这个时候齐奥塞斯库的个人权力已经没法限制了?

罗明:是这样的,过一会儿我再谈这个问题。我还记得罗共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贵国中共中央代表乔石同志出席了。那时在公众场所,只要一提到齐奥塞斯库的名字,人们就得站起来拍手,一起喊:“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乔石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党代会没什么实质性意义。

当时有人认为,既然第十四次党代会没能改变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这种状况,那就应当采取一些别的办法。第一,包括伊利埃斯库在内的一些资格老、有经验的人就自然而然地考虑到更换党的领导人。据我了解,当时有人告诉维尔德茨(曾当过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本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已经被排除在党的领导集团之外),要推荐他当党中央的总书记。维尔德茨表示并不反对,但认为应该走合法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大国民会议,通过召开党中央会议来作出最终决定。然而,这个做法肯定行不通,这样的会议永远都开不成,因为由埃列娜操纵的机构马上就会有所反应。第二个办法,有人提出通过组织一个秘密协会来更换党的领导,罗马尼亚有过这样的尝试。第三个办法,通过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向齐奥塞斯库政权施压,他们向该电台提供各种各样的批评齐奥塞斯库的资料。其中,批评最激烈的是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孔寒冰:西方为什么会提出有关罗马尼亚的农村城市化问题?

罗明:因为这跟工业化和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比例不会超过7%,可罗马尼亚的比例是48%,而建国之初为52%。当时,大部分农村的厕所都在院子里,没有自来水,有的地方现在都还没电力。齐奥塞斯库想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村的生活条件。

孔寒冰:(问罗明夫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萨安娜:按照我所了解的一些具体情况,第一,将农民所拥有的那200平方米土地占了盖楼房,让农民住楼房里面,农民当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一般都会养一些家畜,加上在那一小块土地上种的蔬菜等农作物,可以供应给城市居民。把农民的土地没收了,把他们放在几间小房子里,谁也不喜欢。第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农村的消失,也意味着民间艺术的消失,当时有好多知识分子反对这一点。

孔寒冰:现在中国有些地方也在做罗马尼亚当时做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社会问题。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农村不改造难以发展的现实问题。所以,怎么做是关键。这种农村城市化持续了多长时间?

罗明:大概10年吧。

孔寒冰:在中国,近些年有人研究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饥荒。我听父母讲,那时民众的生活是很苦的,以前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也有一些研究气象的文献说,那三年的气象条件比平时还要好呢。学界的基本认同是刘少奇当时说的“不是天灾是人祸”。所以,我认为您刚才说上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的灾祸的原因是为了面子去还债,不借钱,一刀切。您能否再讲几个亲历的、比较典型的那时罗马尼亚人的生活片断?

罗明:我举一个小例子。有外地来客时,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吃肉,但商店买不到,怎么办呢?我跟马路对面的一个饭馆有些私人关系,当时去饭馆吃饭的人也不多。于是,每次我就从那里买一些还没有做熟的肉的半成品,但付的是成品的价钱。

萨安娜:那时我在罗共党中央的食堂吃饭。食堂每星期有一天可以在下午两点后卖一些东西。我通常就买奶酪,很咸的那种,还有一截肠子、一点奶油、一块黄油,有时也能买到一点水果。不过,能买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为我们是下午2点钟进去,而党中央的工作人员12点就下来了,我们去时东西基本都卖空了。就那样,我们还是拼命地挤,有时只能买到一块已经臭了的奶酪——这可是我们一家一个星期吃的东西啊!

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我把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就出去转转,看能不能买到什么东西。只见一个商店前面许多人在排队,一问才知道是在卖橘子。我排了一个多小时,家里的小外孙女就着急了,跑出来找我。轮到我时,售货员忽然把窗户关上,说“我不卖了”。我当时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懂事的小外孙女在旁边安慰我说:“外婆,您不要买了,我真的不喜欢吃橘子。”

生活虽苦,但苦中也有乐。一次排队买小鸡,人很多,队很长。我同时在构思一篇关于司马迁的文章,最后我只买到了两只瘦瘦的小鸡。把那两只小鸡拿回家后,那篇文章在心里也写好了。

孔寒冰:中国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把票、证取消了,在此之前也是什么都凭本或凭票。

萨安娜:在罗马尼亚,只有油票和糖票。一次,齐奥塞斯库乘车时看到路边有很多人排队,就问为什么排队。身边的人告诉他,商店下午可能卖肉。齐奥塞斯库就说:“要是外国人来了看见人们排队买东西,那怎么行,以后不许让人们在那里排队。”之后,布加勒斯特人排队买东西就得藏在路旁的树后面。

孔寒冰:当时,商品的匮乏除了还债的原因,还有别的吗?

萨安娜:还有出口,罗马尼亚的商品是以很便宜,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的。

罗明:这也是齐奥塞斯库的思维方式。他的目标是不管以多低的价格,也要把罗马尼亚的商品卖出去,以还清债务。

萨安娜:后来我们到了澳大利亚才知道,罗马尼亚出口的东西有多便宜。比如,在超级市场,500克的罗马尼亚果子酱是25分,而英国的150克的果子酱是50分。罗马尼亚的鞋子、衣服都是几个美元就可以买到了。

我经常想起我们研究所最后一次基层党组织会议的情况。做完报告后,党委书记叫我们发言,可大家一句话都不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党委宣传部的人,他看见我们一点都不积极,也竭力鼓动大家表态讲话。最后,还是一个杂志社的社长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组织会议,时间是1989年8月,最后在人们的无语中散了。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人们感觉失去了希望。

罗明:接下来,罗马尼亚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义、政党和团体,它们都希望改变政权。那些政党组织,有的同苏联有关系,有的是同西方国家有关系。

在那个时候,我同伊利埃斯库经常见面谈论局势。我们都认为,这样一些组织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不可能推翻齐奥塞斯库一家的政权。应该有人民群众站出来,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等活动。据我了解,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些人也认为有必要改换罗马尼亚的领袖,不然稳定、安全保证不了。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有许多工人出来示威游行,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个将军(不是埃列娜任命的)下命令,国家安全部队退到军营,不参加任何活动。正因为如此,后来只有军队参加了一些镇压民众示威的活动。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影响罗马尼亚社会剧变的势力是多种多样的。电视台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负责电视台的都是些犹太人,他们通过电视节目实际上是引导了布加勒斯特事态的发展。

另外,20日在蒂米什瓦拉有一个牧师叫拉斯洛·特凯什,他既是罗马尼亚特殊机构的工作人员,又是匈牙利人。当时,他鼓动群众反对齐奥塞斯库政权,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要把他从教堂拉出去,而信徒们不赞成这样做。结果就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扩大化,就发展成为蒂米什瓦拉革命。

萨安娜:群众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态度,在最后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表现得非常厉害。1989年3月,在一个很大的机械制造厂进行人民代表选举,齐奥塞斯库是那个选区的候选人。通常,选举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可那天这个工厂的选举在早上9点左右就停止了,因为工人们投的票都是反对齐奥塞斯库的。这是罗马尼亚人民第一次有组织地表明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

孔寒冰:有这样的说法,齐奥塞斯库的政权是家族式的统治。除了齐氏夫妇外,他们家族中还有其他人在党和国家机关占有比较重要位置的吗?

罗明:除小儿子尼库外,齐奥塞斯库还有一子一女,但他们都是比较正派的人。齐奥塞斯库还有两个弟弟当将军,一个是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另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他的一个妹妹在他的故乡当小学校长。其实,对于民众对他的这种个人崇拜,齐奥塞斯库的家人,甚至他的父母都不是很高兴的,他们觉得这不真诚。

孔寒冰:齐奥塞斯库形成的这种个人专断、家族统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罗明: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很多因素。第一,要考虑到罗马尼亚人民还是很“东方”的,对领袖有崇拜的情结。第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组织和运行具有能够产生个人崇拜的特点。第三,我觉得齐奥塞斯库一方面继承了乔治乌—德治的一些好的政策,比如罗马尼亚在国际上的威信等,但另一方面也利用这些因素慢慢营造对他个人崇拜的环境。他可以随意任命任何官员,决定宣传的方式。

萨安娜: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情况。70年代时,每天早上齐奥塞斯库夫妇都带着两只大黑狗来到罗共中央大楼。我们去食堂吃饭时,会路过党中央大楼的门口,有时候看见齐奥塞斯库的车开进去,我们只是停下来等他开走了再走,也没有谁推我们、欺负我们,只是等等就行了。可到了80年代末,那里连走路或路过也不行。齐奥塞斯库夫妇来到之前,警卫就把路过的人推到墙边。一次我没带手表,包里放了一个小闹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闹钟响了起来,结果遭到了警卫的严厉斥责。

孔寒冰:所以,也不难理解齐奥塞斯库夫妇最后的命运是那样的悲惨。

萨安娜:那时,罗马尼亚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例如,电视台的节目只有歌唱他的,一天好几个小时。我们还算幸运,能够看到中国的电视剧,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济公》等,都是中国大使馆送给我们的。

我在研究所工作时,每年透过办公室的窗户都能看到各县给齐奥塞斯库夫妇送来的礼物,全是用卡车拉来的。接近他们的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我,送礼的来了后,埃列娜有时也下楼去看看,一边看还一边说:“让我看看都送了什么,某某县长就送给我这个玩意儿?他是个什么人,以后要注意……”于是,评价哪个县长的工作能力和功劳,就主要看埃列娜对送来的礼物满不满意。

另外,齐奥塞斯库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任何崇拜他都觉得不够。有好多人不敢反对他,像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尼亚·曼内斯库院士见完齐奥塞斯库后,临走前还得吻他的手,以表示尊敬。可是,罗马尼亚没有这样的习惯呀。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走廊上见到档案库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负责收集外地给齐奥塞斯库寄来的信。他对我说:“我受不了了,那些人写信的时候也不知道用的什么词,那些词好得字典里都找不到了。一个人能接受这样的话语,表明他的脑子有问题。”我也认为,齐奥塞斯库能接受这种崇拜,而且还感到高兴,那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

罗明: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刚才萨安娜说齐奥塞斯库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我觉得不应该以这样的修辞来形容他。我认为,齐奥塞斯库觉得权力就是一切,所以别人批评、谴责他的时候,他不觉得是攻击他本人,而是攻击他的权力。作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他是不能触动的。